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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俗因素（第4页）

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苦，何不孝至此！”

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

——张熙河所目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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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之死，十有八九是因为烧尸过程中感染了致病微生物。

（三）其他习俗

在时疫流行期间，虽然，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也只有这样，当时方志的人物传中，才会将那些不畏疫气坚持照顾病人的行为视作特别值得称誉之事迹。

不过，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的探疾送丧，仍在所难免，比如，在昆新：

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夏秋大疫，民多骤死，乡村尤甚。

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殓，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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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

时人认识中谈及的一些习俗也对疫病流行不无影响。

比如，以煤做燃料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会导致疫喉的多发。

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而且燃点香烛，使室内空气秽浊，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

此外，像随地吐痰、嫖妓等，也应该属于这类风俗习惯，不过由于它们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在江南还是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瘟疫成因中也不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于此略而不论。

当然，趋吉避凶乃是人的天性，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清代江南人的生活习俗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将在下一章有关清人卫生观的部分予以论述。

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现在看来不利的生活习俗，既存在环境和物力制约的因素，也与时人对瘟疫病因和传播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同时社会体制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公共卫生制度的缺乏等。

[1]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97～98页；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22～23页。

[2]参见疫情年表。

[3]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4]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二至第六章各处。

[5]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4页。

[6]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0～421、424～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参见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98～104页。

[8]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4页。

[9]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祥异》，第1册，67页。

[10]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11]关于“五方致病论”

可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1～554页；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

关于“五运六气说”

可参见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54～563页；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26～134页；陈乐平：《出入“命门”

——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114～120页。

[12]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105页。

[13]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