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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俗因素（第3页）

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尸棺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

特别是春夏之季，江南往往霖雨绵绵，那些**尸棺中的病原体就很容易通过雨水而四处流布。

若再遇洪灾或潮灾，尸棺漂流，其危害自然也就更显著了。

如“（宝山）高桥浮葬之风最盛，塘内滩地常暴棺累累，每届潮灾，甚至漂流四散。

康熙三十五年，里中善士曾捞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理者尚不在内。

乾隆十二年，顾钥、陆汝恭、凌廉等复各捐银两，捞埋流棺一千二百四十三具”

[56]。

又如，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大水，在吴江，“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坏而骸骨零落者有之。

郡城之体善堂……分赴四乡收葬……计先后收葬尸棺三万余具”

[57]。

对此，时人其实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少文献指出，尸棺累累，“易生疾病，害莫大焉”

[58]。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平原水乡，还普遍存在火葬的习俗。

如果说停葬特别是绅缙之家的停葬，存在着惑于风水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火葬，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佛家的影响，但主要还在于缺乏葬地。

比如民国《双林镇志》指出，当时火葬之风难以尽革，“此不尽由无力营葬，亦非过信风水，大抵植桑惜地，故乡间之地浮厝骨墩，弥望皆是也”

[59]。

因此，火葬习俗也多出现在人烟繁密的苏、松、太、嘉等府州和杭、湖的平原地区。

[60]这从当时的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比如，同治时的一份告谕说：“有无知愚民，于父母尸棺无力安葬，每岁清明前后，相率焚烧，名为火葬。

此举各属皆有，苏松太三府（州）为最盛。”

[61]差不多同时浙抚的一份公告也指出，“嘉属向有火葬之俗”

[62]。

又如，“杭俗尝有不葬其亲，亲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于缶而瘗之”

[63]。

火葬，现代一般都把它当作一种卫生习俗来提倡，不过，时人认为焚烧尸体释放的臭气会形成疫气，这一点，就今天的认识看，应该有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致病微生物，没有能经过火的焚烧还能存活的。

所以表面看来，这种风俗不仅不会导致疾疫的发生，反而有利于控制疫病。

就是在当时，将浮厝在野外的尸棺焚烧，对净化环境也不无益处，因此存在着抑制疫病发生的一面。

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火葬方式与今天的火化不同，一般是人死后，先浮厝在自己的地里，然后择期（一般是清明和冬至前后）捡腐尸或遗骸焚化。

如在湖州双林：

家属死日，即用土垒厝棺桑地，或一二年，或十数年，视棺木朽烂，逢清明或冬至前一日举火焚之，捡骨贮于坛（有僵尸未烂，因火灼筋骨变动若起坐者），亦有揭生骨不用火焚者。

尸骨不甚腐，则用刀剪截夹断……[64]

腐尸和遗骸，都是致病微生物的聚集之处，如此火葬，染上疾疫是完全可能的。

这在袁枚的小说中有生动的说明：

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

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

方开棺，尸走出追之。

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