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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卫生（第11页）

可以说，它们基本都是在趋吉避凶、改善条件以防疫病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同时又是在历史具体条件和时代认识的双重制约下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就从“卫生”

这一概念来说，卫生原主要指养生，在养生学中，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讲究调适而非控制和改造，所以长期以来它与现代卫生观念中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和改造等内容并不相关。

[114]不过，不论卫生一词的内涵在清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预防疾病、护卫生命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通的。

而且，在传统的观念中，有关个人和公共卫生的内容虽未包容在“卫生”

一词中，但此类的意识和行为却早就存在，而且与时俱进。

在个人卫生方面，现代卫生条款的主要部分基本在清末前的传统思想中已经出现。

而公共卫生，至迟到南宋，官方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举措均已产生。

到清代，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的中心地区也应运而生。

嘉道以后，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不少原本出于别的目的的行为也逐渐被赋予了卫生方面的意义。

正因有这些相通之处，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的影响下，人们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发展和丰富“卫生”

一词的含义。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或淡化晚清我国卫生事业的变化和发展。

除了因引进西方科学和技术成果而产生的变动（比如自来水、细菌学说引入对个人和公共卫生方面某些认识的修正等）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这种变动不可谓不大，甚至是突破性的。

它是与清末官方职能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

朝廷和官府在卫生事业方面的举措，南宋以来，并未有所发展，相反似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缩，这种退缩应该是与其在慈善和医疗事业方面的退缩相一致的。

[115]个中原因，根据梁其姿相当深入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官办此类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二是明中期以后，朝廷面对的是与宋代很不相同的地方社会，其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

[116]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皇权的职权范围是无所不包的，但代理其行使职权的机构——朝廷和官府的工作重点却是有所选择的，一般说来，道德和秩序乃是其最为关注的要点，地方的福利和卫生，是国家仁政的体现，虽然也受到国家的重视[117]，但只要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治秩序，也就很少会从制度上加以建设[118]，朝廷和官府所做的大概就主要是倡导和鼓励了，具体的工作则由可资利用的地方社会力量去实施。

地方卫生事业无疑并不直接关乎道德与秩序，因此，在传统的国家中，缺乏官方的制度性建设也就理所当然了。

从前面提到的所有卫生措施中，尽管对河道的疏浚多由官方主持，对葬俗的整饬也有国家的立法，但这几项就官方的主要目的和国家法律的立意来说，都与卫生无关。

而且即使如此，像掩埋凿骨的工作也主要是由乡贤领导的地方社会力量来举办的。

其他的，比如对染坊污染的永禁虽由官府出面，但那不过是应士民的要求相机行事而已。

至于嘉道以后，改善水源卫生的行动和建议则都由乡贤承担，晚清对个人卫生系统的建议和宣传也是由社会力量发起的。

可见，在传统的国家中，有明确意识的卫生事业发起和实施者基本是个人和地方社会力量，尽管国家在必要时给予的支持并非无足轻重。

这也表明了地方社会力量是地方社会事务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说其活跃，不仅是指其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还因为它能对地方社会问题和变化做出必要而能动的反应。

清末官方把卫生事业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自然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和促动密不可分，但也可以把它看做社会力量在卫生领域的认识和活动日趋加强的反映。

可以想见，在众多的西方社会制度中，卫生制度能为当时的新政所选中，必然存在可以依赖的基础和现实的需要，事实上，像清道这类卫生事业在不少地区最初也是由主要属于社会力量的商会首先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