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预防与卫生（第10页）

不过在当时，它们一点都不矛盾，不仅都不符合孝道人伦，而且都有碍卫生。

停葬自不必说，火葬所散发的恶臭也每每导致“戾气失和，蒸为疾疠”

[103]，于是加以禁止，自然是有利卫生的好事。

因此，把它们视为时人改善公共卫生的行为，应该没有问题，尽管限于认识水平，对火葬的禁止实际发挥了反卫生的作用。

另外，反过来说，那些被正统观念视为“其愚而忍一至于此”

[104]之“愚民”

的火葬行为，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净化环境的作用，但在主观上，似乎也算不上是卫生行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其方法还有诸多不合卫生之处，而且其目的也与卫生无关。

[105]

另外，一些精英人士感于监狱、育婴堂之类公共建筑的住所太差，易致疾疫，而主张加以改造的史迹，似也反映出了时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意识。

比如：

姚士章，字斐城，钱塘人，监生。

康熙十年，闽变，赎被掠者二百余人。

狱舍卑湿，囚易染疫，请子官独输金改造县监……[106]

而在余治的《得一录》中，则录有一份道光时期的详细的改造方案。

[107]除此而外，《得一录》中还记录用药物改善育婴堂的环境以防疫病的办法：

凡（育婴）堂中每逢春夏之交，多烧苍术、大黄，水缸并置贯众，以避湿气暨瘟疫传染。

[108]

（3）食品卫生

由于传统医学一直没有从理论上阐明食物在疫病传播中的作用，这方面的认识也停留在经验和直观的层面，因此，总体上，社会对食品与瘟疫的密切关系并不以为意。

因此，在清末以前，有关食品公共卫生的史迹很难发现。

清末实行新政后，因为对饮食卫生的管理也被列入卫生警察的职责之一[109]，所以，这方面的记载才始见出现，比如绍兴上虞县的卫生警察，除督促清扫外，也“偶尔对出售腐烂变质的食物的摊贩加以干涉”

[110]。

在大城市中，管理似乎要更进步一些，比如，苏州于宣统三年（1911年）在巡警道下设卫生科，开始对茶馆、冷饮业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管理。

[111]这种行为自然符合现代卫生观念，但实际作用却很值得怀疑，对当时整体环境卫生的改善也未必具有实质性的效果，而且对当时瘟疫的爆发、流行来说，也算不上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尽管从长远来看，它是一种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事物。

由此，似乎可以说，无论是观念还是制度，尽管它们在长时段中意义重大，但其最初的实际效用却往往让人不敢恭维，这种情况可能不是完全用“愚昧”

或“腐朽的社会制度”

可以解释的，依笔者的一孔之见，恐怕更为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对相关内容总体的需求不足和社会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等相对属于技术层面的原因。

3.对清代卫生观点与行为的认识

不少现代人和清末游历过中国的西方人，往往指责时人不讲卫生，比如美国的明恩溥就指出：“不讲究卫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此特点。

他们甚至不把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当回事。”

然而中国人又是出人意料的多，因此他认为，“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

[113]。

这表明从现在或当时西方的眼光来看，时人的生活环境不尽如人意。

不过像明恩溥的说法要得到体质学的证实，大概也不太可能。

它的出现固然有当时中国现实状况方面的因素，但也应该与他们没能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来理解卫生观念不无关系。

任何一种观念和行为，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印痕，卫生观念和行为自然也不例外。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清末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的卫生观念和行为连同卫生一词的含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传统的卫生观念和行为的继续和发展，具有较为清晰的内在发展脉络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