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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卫生（第9页）

与垃圾的清扫不同，对葬俗的整饬，则早已成为国家和官府的一项责任了。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顺的说法。

[91]到清代江南，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行动上，它都可以归入公共卫生之列。

当时普遍存在着停葬和火葬这些被人认为是恶俗的现象，对这些风俗，正统的观念和力量都是严加反对的。

首先国家从法律上严令禁止，比如对不依限葬亲的，规定庶民要杖八十[92]；另外，乾隆时还有人建议，举贡生监等不得参加高一级的考试[93]。

而毁弃缌麻以上尊长死尸者则要斩监候。

[94]其次，地方官府也多次下令严加禁止，在当时的地方志中，上至督抚、下至县令的有关谕令都常能见到。

不过，尽管国家律有严禁，官府也时加警示，但均没有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停棺累累”

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于有清一代的江南。

应该指出，尽管禁令由国家和官府来制定和发布，但实际的施棺、掩埋工作却主要是由乡贤领导的社会力量来举办的。

在清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相当多的地方社会事务都是由善堂、善会等各类慈善机构来举办的，而在慈善机构举办的活动中，育婴和施棺掩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

[95]据梁其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江浙两省共有各类善堂1336所，其中施棺局342所，占总数的26％，数量居各类善堂之首。

[96]并且在其他的综合性善堂中，施棺和掩埋也是其重要的内容。

其中，官办的仅占10％。

[97]这在时人的论述中亦可得到反映，比如：

（宝山）高桥浮葬之风最盛，塘内滩地常暴棺累累，每届潮灾，甚至漂流四散。

康熙三十五年，里中善士曾捞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埋者尚不在内。

乾隆十二年，顾钥、陆汝恭、凌廉等复各捐银两，捞埋流棺一千二百四十三具。

迨光绪间，黄如榛等曾创捐劝募，举办掩埋一次。

其后，每有风灾，浮尸发现，均由乡董筹资为之埋葬。

[98]

光绪初元，里人集资设掩埋局，每岁冬收瘗暴露，行之二十年矣。

顾禾乡停棺累累，半由清贫无力，半由乡愚阻挠所致。

好善者心窃伤之，乃于二十七年公议仿照江苏震泽县成案，设法扩充，易其名曰代葬……[99]

除了施棺和掩埋浮葬之棺，在战争和灾荒之年，社会之好善之人也非常注意对尸体的埋葬。

比如，在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在太平军过后：

（初五日）梨人欲办平望掩埋，并河中、破屋中浮尸、缢尸，且此月底设坛广作普济，诚救劫大善事，死者大可怜，生者岂忍坐视，当竭周襄之。

[100]

虽然这些禁令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从这类行为有悖孝义和保全全尸这样的人伦道德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对葬尸的卫生意义，也已成为当时一些官僚发布这类禁令和一些乡贤举办义葬和拾骼事业的一个动因。

比如张伯行在苏抚任上谈到掩埋时说：

昔文王泽及枯骨，况现经饥饿而死者乎？每见有抛弃骸骨，日色暴露，甚为可惨，宜严饬城关各乡约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间有抛弃骸骨，俱令掩埋，以顺生气。

盖灾祲之后，每当疫疾，皆因饿死人多，疠气熏蒸所致也。

一经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灾诊之祲矣。

[101]

时人已比较普遍地认识到尸气是造成瘟疫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拾骼埋骨时想到这有利于防疫自然就成了题中之意。

对于火葬这样一种现代看来符合卫生的行为，当时的国家和官府却总是想法设法地予以反对和禁止。

[102]虽然当时的火葬方法还多有不够卫生的地方，以致常常有人因此而染疫，但当时反对者所针对的显然不是火葬方法而是火葬本身，所以，从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卫生的行为。

也就是说，当时对葬俗的整饬其实包含着一对相互矛盾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