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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第4页）

[183]。

咸丰以后，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

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184]、靖江（同治三年）[185]、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186]、娄县（光绪三年）[187]、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188]、江浦（光绪五年）[189]、宜兴和荆溪（光绪六年）[190]、海宁（光绪十二年）[191]、上虞（光绪十二年）[192]、余姚（光绪十五年）[193]、镇海（光绪十五年）[194]、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195]、溧阳（光绪二十五年）[196]、奉化（光绪间）[197]、青浦（光绪间）[198]。

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

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1910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

[199]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

[200]。

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事业的普及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的，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

[201]。

光绪初年，葛元煦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

[202]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

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

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

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

[203]。

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

或“吹种法”

[204]。

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

[205]。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人痘。

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

[206]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

[207]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

[208]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做的回归调查统计，认为“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

[209]。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定专门具体的政令。

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

像前面提到的设立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

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兴、荆溪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

地方官员除了自己着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

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始，每年认捐二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60两，延痘科设局施种。

[210]光绪十九年（1893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