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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第3页）

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

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

[172]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

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

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1828年）的揭帖《力劝普种痘花法》，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

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

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

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

[173]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部分。

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

，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

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

（上等的熟苗）[174]。

不过，普通的种痘费用要便宜得多，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买香油、红布”

[175]。

该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大概不在少数，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

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

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种痘规定更具实效。

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

[176]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

[177]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

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驱动。

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

[178]

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

对种痘，虽然清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179]，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

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

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的介入。

（三）牛痘术在江南的引入及推广

关于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

[180]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5《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1834年至1835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181]；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钩沉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

[182]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成立保婴局施种牛痘。

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的史迹还相当少。

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前对牛痘也只是“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