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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和官府（第2页）

，玄烨批道：“知道了。

皆因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

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

，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

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

[12]康熙在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疫气，表明其关心的主要是民间“作反”

和“收成”

，至于瘟疫这样相对并不“紧要”

的事，既已采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对荒政最为重视、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13]，然而何以对瘟疫救疗态度却如此消极？究其缘由大概有三：

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

第二，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的，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及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

第三，还应该考虑到，在技术上，瘟疫的救疗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

首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和资源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其次，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复杂异常。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二）地方官府的救疗举措

当然，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表明此非国家的职责，实际上养育民众、爱民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其职责理论上应该是无所不包的。

特别是对地方官府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

，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不会坐视不顾。

他们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

1.设局延医诊治

这是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最主要的手段，贯穿于有清一代。

现将笔者所搜集的有代表性的记载摘录如下：

国朝康熙十年，（杭州）大旱，大疫，总督刘□□择名医设药局于佑圣观，自八月至九月，活人无算。

[14]

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

[15]

（道光四年）六月，徂暑，（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桌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

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地。

[16]

（上海）施医局，借设药王庙。

同治时巡道委员办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医诊疾给药。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