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朝廷和官府（第3页）

（丹阳）医局，光绪间知县刘德麟因夏疫，照会孙铭等创设。

施医药两月，经费以知县捐廉及城厢铺捐充之，自是每年开办。

[18]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官办的医局大多出现在苏南、浙西的大都市及周边地区。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并无明确规定，地方官府设局救疗基本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故一地出现疫情，官方是否采取行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地方官个人的仁心和能力；另一方面，医药局的设置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或者说社会力量直接相关。

另外，从资料的排比中还可发现，同治以前所立的医药局，都是临事而设的临时性机构，而此后，出现了众多常设的医药局，而且设立的时间也未必是有疫之年。

这一现象反映了官府和国家职能变化的新动向，即在社会力量和外来文化的共同促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渐趋把日常而非临时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化和制度化[19]，体现了国家和官府职能的某种扩展。

2.制送丸药

延聘名医对症裁方，固然有益于疫病的治疗，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官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借此扩大救疗面。

比如，在康熙年间，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

[20]。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辟瘟丹施送，即“太乙丹”

，“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

[21]。

3.建醮祈祷

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所以，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的方法也常常为一些地方官所使用。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

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

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

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

[22]。

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显现了官府的职能和权威。

4.刊刻医书

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

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恫瘝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

，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梓，以公同志”

[23]。

此外，官府奉国家之令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

同时，官府在出现疫灾时，对尸体的掩埋、对病人的隔离以及对卫生的管理等，也都应是救疗行为的一部分。

这些或前已论及，或有待专门研究，于此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