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社会力量（第6页）

[71]。

光绪时，奉化“邑内育婴、舍材，颇有善举，而独至施药一项偏有缺如之憾”

，于是，“生员徐惠赞、贡生萧湘等集友百十余人，岁捐每人钱三百六十文，建以为施药之地”

，“制备时症丸散、损伤膏丹各药施之”

[72]。

应该正因如此，光绪《罗店镇志》的编纂者指出：“吾里善堂初本为无力贫民代葬掩埋道毙而设也，迩年来如栖流、保婴、恤茕、敬节，暨施药施医等善事愈推愈广。”

[73]

第三，除了施医送药的综合性善堂日趋增多外，同治以后，还出现相当数量的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

比如：

（南浔施药局），光绪八年，郡城仁济善堂董事姚鉴等来浔劝办施医送药……择定药铺若干家，凭局单照方给药。

经费初由绅富乐捐，继抽丝捐，并入官公产租息等款。

[74]

（丹徒）卫生医院……光绪十九年，张仰蟾、杨汉文创办，常平施医。

二十九年，吴兆恩、吴士锜复加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

[75]

（宝山真如）施医局，清宣统三年成立，附设宝善堂内。

每逢夏季，延请内外科医生于一四七期施诊两月，除由乡公所供应饭食、烟茶并酌赠川资及补偿外科医生药本外，不致酬金，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十文。

[76]

这类医局到同治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已为数甚多。

[77]

这些医药局出现的时间与前面谈到的官方医药局基本一致，实际上，其中不少是由官民共同创办的。

由于不像官方的日常疫病救疗几乎一度中断，所以从这里更容易看到这种救疗的历史传承。

这些医药局的功能主要是夏秋施医施药，这与不少善堂（指综合性善堂，下同）的功能是一致的。

[78]而且它们本身与善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有的附设于善堂之中，如宝山真如的施医局；有的最初就是由善堂筹建，比如南浔的医药局；有的还由善堂承办，比如川沙医药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元善堂成立，经董陆应梅等，禀定章程，此事（指医药局——引者）遂归善堂承办”

[79]。

另外，还有的直接就是旧善堂的继承和延续，如丹徒的施诊送药局，“旧系赵氏专力捐办，即旧志所载尊仁堂也。

兵燹后，赵氏无力复兴，同治五年（1866年）由县照会普仁、安仁两堂议办，令暂设普仁堂”

[80]。

这些表明，同治以后大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的出现，其实与传统善堂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与善堂的迅猛增加和善堂救疗功能扩展一道，共同促成了晚清社会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

（2）内涵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经费来源上，过去的救疗机构主要依靠社会捐资或官员的捐廉以及他们捐助的田产、房产的租金。

这类经费来源，前者随机性大，缺乏稳定持久的保证；后者比较稳定，但灵活性差，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难以保证得到长期强有力的管理，易致侵蚀、流失。

这些虽仍是同治以降出现的医药局或善堂的重要经费来源，不过已有机构开始以商行铺户的抽捐作为自己的依托了。

比如，南浔的医药局以抽丝捐为可靠的经费保证，具体办法是“丝每包捐钱百余文”

[81]。

丹阳之栖流医药所，“医药之经费，酌收铺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