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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力量（第7页）

[82]。

除医药局外，不少具有救疗功能的善堂也采用了这种获取经费的方法，如同治元年（1862年）兴办的上海保息局，“经费以丝捐为主”

[83]。

嘉兴府濮院镇的保元堂，“经费有葬会存息及丝绸菸茶等捐”

[84]。

光绪时，宝山县的善堂，“经费由地方绅士先后捐置，及典铺月捐等项”

[85]。

相比之下，这一经费来源不仅比较稳定可靠，而且具有灵活和伸缩性，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

另外，过去的施医送药完全是免费的，同光以降的医药局，虽然主体上慈善机构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施诊开始收取一定的号金，即挂号费，比如，真如施医局“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十文”

。

杭州的一医局，“不收看封，只要挂号钱廿八文”

[86]。

由于号金的收取，这些医药局可以做到经费部分自给。

比如，川沙的医药局：

自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三年（内除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统计遗失），共施医十万四千八百余票，收入大小银圆一千六百五十二圆五百十三角，又钱二十一余千文。

支出大小银圆一千七百圆二百十五角，钱五十一千余文。

所有不敷经费，由堂拨给。

[87]

资金缺口已较小。

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88]

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

[89]。

丹徒的卫生医院，原本只是“常平施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针灸、小儿等科疗治”

，已具有一定的近代医院的色彩。

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90]，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1756年）的丹徒留养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

[91]。

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

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

，重心在贫，病不过是贫的延伸，因此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甚至普通的病人是不在施济之列的。

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

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近7000人次，与当时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92]，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了。

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

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善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3）传统救疗资源在历史传承中的地位

当然，这里并不是想说明，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