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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力量（第8页）

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由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局的逻辑发展结果。

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

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上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

其次，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

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93]，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

比如，上海的同仁医院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年）冬，“为中西人集资公建”

[94]。

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

[95]而建成。

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不同，比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癫’病房等”

[96]。

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

[97]。

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

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

再次，西式医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

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

[98]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

[99]即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日益增多。

[100]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地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

比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

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比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101]等。

又如，光绪末，苏州的杨君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月底，计历四月。”

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

，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

而告流产。

[102]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