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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家（第7页）

[164]。

这一点，从当时文献中此种习俗“乡落为甚”

[165]的记载中亦可得到间接的证明。

由此可见，尽管医药和祈禳可以同时并存不悖，不过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资源的普及以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两者在人们治病行为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改变，即医药的地位上升而祈禳的重要性下降。

用今天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就医率必然是很低的，不过，相对于过去，却是进步了。

以历史的眼光看，在清代江南，特别是中心地区，有病求医应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没有这种普遍，大概也就不会出现徐大椿对病家延医的种种批评了。

[166]

（三）自我诊治

除了祈神驱祟和延医诊治，自我诊治也是当时普通民众普遍采用的办法。

在现代江南农村，流传有众多的单验方，比如，在杭州及其郊县，“感冒咳嗽，民间常用梨子蒸贝母、冰糖，或用麦芽糖蒸鸡蛋”

[167]。

小儿百日咳的单方有：“1.土牛膝1～2两，捣汁，调入奶内服。

2.马齿苋3两，冰糖1两，水煎，每日分三次服。”

[168]湖州，“发烧，喝淡竹叶汤或芦根汤。

山区多取前者，水乡多取后者，就地取材”

[169]。

这类单验方不胜枚举，而且，“大都世代相传，家喻户晓”

[170]，一般具有验、廉、便的特点，故易于在民间推广。

徐大椿曾说：“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评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主人所笑矣。”

[171]陆以湉亦云：

单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书，往往有乡曲相传，以之治病，应手取效者。

吴江沈妪服役余家，曾传数方，试之皆效……[172]

除了用药，刮痧等物理疗法也多为清代江南的民间采用。

比如，嘉兴王庭云：“吾乡挑痧之法盛行矣，先是乡人由粪秽感痧，利用钱物蘸油而刮，及此多用挑。”

[173]张鲁峰则指出：

乃近二十年来治痧之术盛行，无论老幼男妇，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气痛，以及感冒发热吐泻等病，率皆名之曰痧，辄用力针刺舌下，与两臂等处之血，谓之放痧，间亦有得愈者，哄然同声，以为神技，遍行城乡。

故寒热不节之时，民间之得免刺剟者鲜矣。

[174]

“痧”

是至清代才被广泛应用的名词，挑痧等治痧术也应是清代兴起的一疫病疗法。

民间社会这些对付疫病的手段无疑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以上所举，必然有很多内容并非为清代所独有。

对于种种被人视为迷信的做法，虽说统治者和精英人士的不时禁止和劝说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但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医疗资源的普及，对医疗的倚重程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提升。

由此不难发现，“民间文化”

在与“主流文化”

对立的同时，也会随着主流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说，我们在晚清以来主流医疗资源显著的变迁中看到了其中的历史传承，那么，也可以从变化甚不明显的民间医疗资源中发现其中的变化。

历史的传承与变化就犹如历史之车上的两个车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前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