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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家（第6页）

对此，当时人已有所认识，比如清初的吕阳指出：

肝火有余近于阳，而反畏日月，肾水不足近于阴，而反畏鬼神者何？居吾身之魂魄，即日月鬼神也。

魂善附神，魄善附鬼，故病者祷祠，于夜多安，然实魂魄之安，非关鬼神也。

[153]

巫觋或道士在驱除病邪的过程中，一般都要使用符咒、焚香烧纸，这对杀灭病菌能产生一定作用，因此会有利于防治疫病。

特别是道士的符咒治病术，经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辨证施符”

规则，对疾病具有药物和精神的双重治疗功能。

[154]不仅如此，随着医学知识的渐趋普及，这些所谓的“巫”

或“仙”

往往拥有一定的医疗知识，使民众还能获得一定的实际治疗。

（二）求医

当然，也应该指出，祈神驱祟现象的普遍，并不意味着当时人病不延医，专事祈禳，实际上，人们的求神拜佛行为并不妨碍他们同时请医疗治。

比如，明末清初上海的姚廷遴之“父往杭州，在任上大病，呕血几殁而归。

归家吐血不止，服药祷神，建醮禳斗，无件不为”

[155]。

乾隆元年（1736年），余姚六仓大疫，“沿海疫疠盛行……棺价腾涌，僧道接踵于衢，粗识药性者，亦乘舆往来，门若市，送丧号哭，不绝于耳”

[156]。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高一些，时代晚一些，请医诊治的情况也多一些；疾病严重一些（非绝症），依恃医药的机会就会多一些。

当时众多批判祈禳的文献，常常说时人先巫后医[157]，说明当时的民众并不排斥医药，只是因为观念、财力、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等因素，不是专重医药。

像当时一些方志中出现的“病不医药，专事祷禳”

的记载，基本都是沿用清以前旧志的说法，比如，民国《杭州府志》言：“昌化县，民有疾辄事巫祷，故知医者鲜。”

[158]其实是嘉靖《昌化县志》的成说。

又如，同治《安吉县志》云：

病不医药，专事祷禳，旧志既言其略矣。

迩来疾病之家颇事药饵，然于头痛、身热等症鲜有服药者，必至病剧卧床始延医诊视。

[159]

应该正是因为到清代，特别是中后期，专重祈祷的现象已不多见，光绪《嘉兴县志》的编纂者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乡愚无知，甚有专重巫祝而竟废医治者，可慨也。”

[160]到民国初年，苏州的黄蕴深干脆就说：“居民患病均请医生诊治，求佛问卜，则不重之症及无力之家有之。”

[161]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主要不是因为民众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而是医疗资源相对充裕的结果，即民众求医诊治及获效的机会较以往有所增多。

比如，在定海，“孩童患痘，避忌极多……非至亲不得看视”

，晚清以来随着牛痘逐渐盛行，“此风稍杀”

[162]。

当然，不同阶层人士对此的态度也会有所差别，富裕一些，文化程度高一些，对医疗的求助也相对多一些。

相对于普通人的先巫后医、至病重始求医，绅富之家可能更多的是先医而后求神，在医疗不效的情况下，往往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采行“迷信”

方法。

比如，乾嘉道时期江南著名的士人甘熙，嘉庆十七年（1812年）五月，其父“病温症，半月未大解，诸医束手”

，在这种情况下，他便“赴关帝庙祷签求医”

[163]。

又如，奉化诸生张立沚，母病三月，竭力医治不效，“密至洪村庙神前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