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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家（第5页）

比如，嘉庆《七宝镇小志》云：“更可恶者，有必须服药之症，漫云不必服药，迨至病急，虽遇良医，亦为束手。

巫师害人，莫此为甚，而无如习俗之终不悟也。”

[143]（2）由于将钱花在祈禳上，以致无钱请医而耽误治疗。

比如，道光《双凤里志》指出：“禳祈所事，往往倾其赀，语必遵，酬必厚，反或不能具医药焉。”

[144]（3）巫师用药不当而致误人性命。

比如，民国《象山县志》在评述降童仪式时说：“诸症一切假神话取医生所不常用之药，或非本草所有，杂用以投病人之口，病人之死于童身者不知凡几也，是亦弊俗宜禁也。”

[145]

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正确的，且今天能做的批评大抵也不过如此。

[146]不过，这类批评和禁止，究竟具有怎样的实际效果，还殊可怀疑，因为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已可以看出，这种风俗直至清末亦无明显收敛。

[147]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鬼神司疾观念的普遍存在，以瘟疫而论，鬼神司疫观念在清代江南广为存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

是当时非常普遍的说法。

每遇瘟疫，时人往往认为乃是鬼神作祟的结果。

而且不仅普通民众持有这一观念，就是士人乃至医家，也不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148]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古往今来，疾病与医疗似乎一直都处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相互竞赛之中，医疗的作用总是有限度的。

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医学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使时人应对传染病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149]，不过，显而易见，在20世纪30年代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发明以前，医学对疫病基本无法做到明确、快速而有效的治疗[150]，也就是说，当时医学的有限性要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认识程度。

第二，当时的医疗资源尚不够充裕。

清代江南的医疗资源社会化程度虽较过去有较大的提高，但总体上资源仍相对匮乏，就是在中心发达地区的乡村，即使到了晚清，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也仍然存在。

（参见本章第三节）

第三，即使有医可求，费用也是普通民众不能不考虑的。

虽然我们从当时的记载中看到，请巫祈禳的花费亦不在少数，不过这些记载多为反对这种做法的官方或士人所作，难免有夸大之嫌。

不难想见，就一般情况而言，祈禳应该要比请医用药节省费用，因为巫师多为乡里之人，他们索要报酬一般都斟酌病家的财力而定数目[151]，不会太过分，因此，一般人家都有能力支付，而且邀请相对方便，实施起来比较简单易行。

[152]若是自行使用符咒等方法，就更方便，更节省费用了。

第四，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总存在一些用科学或常理无法理解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面对这些现象，“既不全信，也不不信”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是国人普遍采取的态度。

在这种心态指引下，一旦医药无效或无力医治，采取一些“迷信”

方法也就十分自然了。

因此，所谓“迷信”

，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既不全信，也不不信”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

第五，在医疗技术较为落后、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简单易行的“迷信”

方法，不仅为病人带来了痊愈的希望，同时也给病人的家属和亲人提供了表达孝心、爱心或者应付社会舆论的可行渠道。

这亦进一步加剧了该行为的盛行。

第六，由于心理等因素，这些所谓的“迷信”

行为有时也确能产生一定的疗效。

请巫求神、帖符念咒等活动往往能给病人某种心里安慰，起到一定的心理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