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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医学与瘟疫（第2页）

他不仅治瘟疫，亦治普通温病，极大地扩大了温病学之影响。

薛雪与叶桂是同时代的名医，据传两人互不相能，有“扫叶庄”

、“踏雪斋”

之举[6]，然经今人考证，似为误传。

[7]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探索、阐发了江南多见的湿热病的理论与治疗，可补叶氏《温热论》之不足，今流传的《湿热论》（又称《湿热条辨》）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

该著对湿热病的病因、症候、传变特点及诊治法则，以条文的形式做了简要的阐述，同时标示出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吴瑭则在叶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三焦论治的理论，他在《温病条辨》一书的凡例中曰：“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为浅及深，须横看。

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

[8]寥寥33字，便把“伤寒”

与“温病”

二者不同的途辙，划分得非常明晰。

对于温病，吴瑭认为有上、中、下三大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

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

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

始上焦，终下焦。”

[9]在此基础上，他从上、中、下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伏暑、寒湿计11种温病病症的进展变化。

故后世言温病辨证时，多以叶桂卫、气、营、血与吴瑭三焦辨证并举，以此作为温病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则为温病学发展后期集大成式的著作。

该著以摘录《内经》、《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记载为经，以叶桂《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薛雪《湿热条辨》，余霖《疫疹一得》及陈平伯《外感温病篇》等有关温病论述为纬，并附作者自己见解而编成。

该书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并就病原、症候及诊治等进行阐述，既是温病学论述的汇编，又是温病诊治的参考书，流行颇广。

[10]

由此可见，温病学在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发展。

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发生在温暖湿润而又人口众多的江南地区，显然与这里瘟疫乃至一般温热病多发有关，这表明，江南富足的文化和医疗资源对当地自然社会问题具有能动的反应能力。

温病学的理论和诊疗，是众多的医生于长期临床实践中在疫病的促发下逐渐发明的。

然而嘉道以后，又不断有新的疾病出现[11]，欲仅持心肺三焦之说包罗新出的疫病，已势所不能。

故，此后温病学虽著述如林，但大抵抄袭陈说，或叙述一二新病以装点门面，总体上已呈江河日下之势。

[12]不过，医学界对付疫病的努力并没有停止，代之而起是对各种具体疫病的探讨。

范行准曾指出，当时，总论一类的温病学撰述，不复有昔年之盛，有的虽名为温热病总论，实际其中已偏重于某一种疫病，如柳宝诒的《温热逢源》，偏重伏温。

[13]不仅如此，嘉道以降，还出现了相当数量专门针对某一种瘟疫的医学论著。

[14]

首先是烂喉痧，烂喉痧于康熙末就已出现，18世纪的一些医籍中虽也有一些关于烂喉痧的论述，但专著则出现于嘉庆七年（1802年），即常熟陈道耕的《疫痧草》。

之后，有关著作相继出现，就笔者所见，主要有：金德鉴《烂喉丹痧辑要》（同治六年，即1367年），曹心怡《喉痧正的》（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急治喉疹要法》（作者不详，刊于光绪年间）[15]，曹炳章圈校《喉舌备要秘旨》（光绪间刊行）和杨龙九《重订囊秘喉书》（民国初年刊行，成书在光绪年间）等。

[16]

霍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但在嘉庆季年之前，是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并没有专著问世，后随真性霍乱的传入，不仅相关论述大量在医籍中涌现，而且很快出现了专门的论著。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霍乱论》[19]，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20]。

此外，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21]、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22]、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23]、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24]、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25]、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26]、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2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