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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医学与瘟疫（第7页）

当时国家对医疗卫生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医生开诊和歇业完全是个人的行为。

所以，医疗人员往往良莠不齐，而且也难以普遍有效地推行确当有效的疗法。

如江南医学界对真霍乱比较快速地做出较为适当的反应，但这些认识和疗法并不能得到快速有效的推广，更不用说强制实行了。

比如，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宁知府许行璧在序《伏阴论》时仍指出：“东南卑湿之地，今年春夏多雨，时疠所发，江海盛行，有称为瘪螺痧者，朝感夕死，指青纹陷，医以霍乱温疫诸法杂治，南辕北辙，诿过运数。”

[55]

可见，清代江南医学的进步和疗效的提高，虽在总体上对挽救世人的生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进步和疗效并不是每个地区、各类人群都能平等、及时地享受到的。

市场调节虽有种种好处，但其纠错往往是事后的，因此，对直接关乎生命的医疗卫生，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

从这一点来说，清末这方面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应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需要和表现。

除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外，西方近代医学的传入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

西方医学的传入早在明季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所传入的医学基本是西方之古代医学，对中国医学影响也甚微。

[56]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影响的日趋加深，西方近代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57]尽管西方近代医学奠基于16世纪以来陆续发展起来的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细菌学等西方近代科学，但医学本身的飞速发展却是20世纪前中叶以后的事。

现代中国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当时西方医学除解剖学外，在诊疗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可言。

[58]这一点从当时中外人士一些言论中也不难得到证实。

在西方医学传入之际，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偏见和畏惧固然存在，在总体上当时的知识人士对此并不全然排斥，对占有优势的西医外科往往能采取赞许和接纳的态度，并对西医之疗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比如：

大抵中国药物，以草木为宗，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每服一二厘，无不立时见效。

万一药不对症，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痈疽瘰疬之属，不难着手成春；惟虚怯内症，未敢轻尝试耳。

[59]

与此同时，一些即使对中医抱有一定偏见的西方人，也对中医疗效表示肯定。

如：

中国人曾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发现的许多东西，欧洲人在很久以后才依靠科学手段得以发现，同样道理，中医也可能发现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医疗方法。

的确，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还是超过了西医，虽然他们认识到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比中医要高明。

[60]

在清末以前，西方近代医学虽已传入，但实际在治疗国人疫病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极其有限。

而且，当时西医活动的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大多数地区，西医的出现是民国以后的事。

比如临近上海的川沙，到1918年才有西医。

[61]就是在无锡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以前，“群众治病主要依靠中医中药”

，1926年前，也仍只有“为数不多的西医在城区开业行医”

。

因此，西医的传入虽然是件对中国医学和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有清一代，它对国人疫病救疗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在清代江南，起到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作用的基本都是传统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