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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医学与瘟疫（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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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类药虽可救急，但要真正治愈，恐怕还需分寒热而治。

晚清的一部医学小说，则借叶天士之说法，表现出了当时这方面相当成熟的救疗办法：

（张善述[49]）祖居杭州，饶有家财。

生平周人之急，济人之困，也不止一端，而功德最大者，数十年中创设药局，施药救人。

雍正乾隆年间，杭州瘟疫盛行，我在杭城内外，创设仁济药局数处，施药疗病。

有（似当为吴——引者）阊叶天士先生。

与我有旧，闻我欲制送救瘟疫的痧药，写来一信。

言瘟疫发痧一症，施送药丸，必先明寒热两症，分别明白，方可以活人而全生命。

然开首用药，无论寒症热症，总宜先用温开芳香之品，开后随寒症热症用药。

盖热症必有湿邪外遇，寒症本属阴寒闭塞阳气。

如行军散、红灵丹、苏合九、紫雪丹、玉枢丹等芳开之品，一遇痧症，脉伏肢冷，或汗出淋漓，即急急选用。

虽有清开、温开之异，设逢热症，投以苏合丸之温开，亦能见效。

夫以温治热，固属抱薪救火，然苟能开发其闭塞，则火热可以透露，故以热治热，亦可回生；如寒症而投以清开，则邪气凝涩，使开药亦不能应手矣。

总之初起之时，不问寒热，概用温开，温开之后，随所见之寒症、热症治之，是当生者能使起矣。

施送药丸，直备以上所列温开之药，使火热之象透于湿外，阴凝之气宣达运行。

然后给以病情单一纸，单上写明：服痧药开出之后，若见诸般热象，是为热痧，轻则用地浆水调六一散，不时频频与服，重则以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进之，方名药味分两即载于单上；若见诸般寒象，则以附子理中汤、或理中汤、吴茱萸汤、四逆汤，分别进之，方名药味分两，亦载于单上。

当时我得信后，即照法施行，数十年来不知救活几千的人，因此远近皆称我为善人，死后大家公立我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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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叙述的虽是雍乾时期的事，但从其较费养庄更为精到的认识来看，恐怕反映的乃是光绪末年上海医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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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的文献中，同样很容易发现疫灾中人口大量死亡、医药无效的记载。

如：

（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大疫，死无算，（太仓）州县令各处地方每日报死者数，一日甚有一百数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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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纪元，余移家甫里，夏秋间，里中感时疫者，医药辄不及闻，真仪疫尤甚，田野厝棺累累，秽气四达……[53]

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

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终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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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大概不能做非此即彼式理解，“死亡无算”

和“全活无算”

，在当时可能都是符合实际的记载，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疗确曾挽救过相当多的生命，但同时，人口大量疫死甚至医药杀人的记载亦非子虚乌有。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1）不同的文献由于出发点不同，其关注和记录下来的现象也会不尽一致。

有关前者的记载大多见于对某些医籍和医生的称颂或引介中，而后一方面的内容基本出现在描绘疫灾之惨象和批评或抨击庸医等类型的文献中。

（2）无论何时，不同地区间的医疗资源分布必然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医疗者的技术水平也会高下有别，特别是在当时缺乏国家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