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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口影响（第4页）

因此，即使承认当时真的疫死那么多人口，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真霍乱。

对于战争期间江南的人口损失，曹的估计可能不算过分。

那是不是因疫病而死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真的有那么大？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

首先，这场大疫共波及江南78个州县中的44个，占总数的56％[34]，考虑到可能存在记载缺失的情况，波及区域当在六七成之间。

这样一来，疫灾区的实际疫死率会更高，达五成以上。

然而真霍乱即使不加任何救治，病死率也不会超过50％。

[35]故要达到这样高的疫死率，就必须是当时没有任何治疗，在疫区，人人染疫，而且还是真霍乱，这肯定不符合史事。

其次，一般来说，某种疫病对一个地区危害程度会随着该疾病对该地区光顾次数的增加而减弱。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在真霍乱首次肆虐江南时，疫区的死亡率最多也不过10％，这次对大多数地区来说，至少已是第二或第三次大流行，即使考虑到战争因素，危害程度超过第一次时5倍以上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何况除霍乱以外的其他疫病病死率都相对较低。

再次，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时人也没有把瘟疫作为当时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比如：

（咸丰十年，即1860年）秋冬之间，大瘟疫，死者甚多。

难民饿死、冻死者充满道路，盖自四月以至十一月，或杀死，或缢死，或死于水火，或死于病疫，人民几去其半。

[36]

（咸半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难返乡之人饿死无算，田坂地角及干枯丛中皆有死尸。

盖自前月廿六日逃难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贼犹未退，即有囊资，亦告罄矣。

其无囊资者，安得不死。

[37]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杭人在城者，向查门牌有七十余万口，饿死者几半，被掳者闻十二万有余，存者不过二三分而已。

[38]

自壬戌（同治元年，即1862年）四月至癸丑（当为癸亥，同治二年）已逾一年，田率汗莱，数百里无人烟，土著之人幸存者十之二，劳苦病饿致死者大半，被掳及转徙死者居一。

[39]

自庚申至壬戌（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贼往来不计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同治三年）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40]。

（同治三年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

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死者每日以五六十人为率，而食者日死日增，盖以逃难者多，粮绝故也。

[41]

以上文献大都对瘟疫较为关注，然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瘟疫对人口损失有何特别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未予提及。

从这里，好像只能看到漂泊和饥饿才是真正最为重要的凶手。

[42]如果疫死率真的高达四成，而不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当时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例究竟有多高呢？

这次疫情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以后渐趋回落，延至三年而结束。

咸丰十年之疫，多发于苏南浙西一带，以真霍乱为主。

[43]沈梓于九月初十日记曰：“是时吾镇（濮院镇）死者日必四五十人，棺木贵不可言。”

十五日又云：“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荫惨之气逼人。

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

直至廿三四雨止，疫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