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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口影响（第5页）

十月初九日再记：“是时镇上疫气稍息。”

[44]可见当时濮院的疫情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从九月初六至廿四这18天，前面言日死四五十人，后言五六十人，以50人计，共死亡900人，此后15天渐趋减少，若以平均每日25人计，则为375人，以后当还有零星死亡人数，总计为400人。

这样，濮院当年死亡人口就在1300人左右。

濮院当时的人口约为9000人[45]，死亡率为14％，明显高于和平时代的疫死率。

此外，沈梓在此前还曾去过湖州和嘉兴交界的乌青镇，七月时，那里也发生了疫情，“每十家必有死者二”

[46]。

若以每家五口计，死亡率不过4％，疫情比濮院要轻得多。

另在同年七月，常熟的难民营中，“有邻近移来病者，因限额不能滥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疠气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惧而他行者”

[47]。

这里的十死二三，明显不完全是疫病而死者，因为其言“且有”

，说明疠气只是原因之一。

即使把当时难民死亡主要原因归于疫病，假设疫死率为二成，那也只是难民中的情况，从龚又村（常熟人）的记叙看，当地人的疫情并不严重，他家只是沾染痢疾而已。

所以当地社会总的疫死率肯定不高。

同治元年的疫情，总体上更为严重，比如，常熟“夏秋以来，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

[48]《庚癸纪略》七月初六日记吴江等地情形云：“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

[49]《小沧桑记》谈松江情形：“加以疫疠盛行，日有数十家，市榇为之一空。”

又曰：“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

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

[50]从龚又村关于常熟的记叙中，可以知道当时的疫病病死率不是特别高，他家有六人得病，仅幼女一人死亡。

[51]吴江的情形，一个县日死数十人，即使延续三个月，总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故死亡率只会在5％以下。

有关松江的记载中，一家丧三四口属于特殊情况，正常的应该是一二口，以每户五六口计，死亡率为20％～30％，不过还有一二成家庭为全家幸免的，故实际死亡率最多也就在20％左右。

不过这仅为松江城内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县。

当然，有不少县不止一次遭受瘟疫，其中嘉兴的濮院等五个地区五年中有三年以上出现疫情。

每年的疫情不可能同样严重，假设这些地区每年有10％的人口疫死，死亡人数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

而这还是对极个别地区相当高的估计。

对整个疫区来说，平均每个县受疫灾次数不会超过两次，即使以较高10％的死亡率来估计，这次大疫中，疫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也不过20％，而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则会更低，约15％。

而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看出，一般的疫死率只有5％左右，若这样，则总的疫死率也就约为8％。

因此，可以说，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在8％～15％之间，最高不会超过20％。

也就是说，当时有二成人死于疫病已是相当高的估计了。

7.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

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尤为严重。

当年，绍兴的上虞、山阴、会稽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

[52]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

（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

——原注）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