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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口影响（第6页）

当时剡源乡的人口，史料缺乏记载，不过有该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村人口的详细记录，两个年代相隔14年，疫后损失应该已有所弥补，故二十七年的数字应大体接近和略低。

二十七年时，三村的人口数分别为：沙隄村1090人，公塘村820人，康岭村858人，共计2768人，全乡41251人。

[54]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村的死亡率为14.5％，全乡则在2.4％左右。

从这部方志对这次疫情的特别关注来看，这应该是当地至少是较为晚近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而且霍乱也是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疫病。

故在和平年代，10％以上的人口损失率在某个较小社区中虽可能发生。

但已属罕见。

而在较大的区域中，要达到5％的疫死率恐怕就不太容易。

8.清末上海之疫

上海自开埠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人员流动的不断频繁，瘟疫爆发的频度也急剧上升，据统计，上海县在咸丰以前一共发生瘟疫16次，而咸丰以后竟多达18次。

[55]晚清上海瘟疫发生的次数虽多，但对人口的危害似乎不大。

由于《海关十年报告》中有录有确切瘟疫死亡人数的记载，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当时上海瘟疫的危害性。

现将有关的记载转录如下：

在这十年（1892—1901）中，上海曾两度流行天花：一次在1893年，11名外国人和184名中国人因罹是疾而死亡；另一次在1899年的上半年，9名外国人和183名中国人死亡。

市政当局对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经常给予极大的关心。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中国人占总人口很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竟能如此成功。

霍乱在公共租界绝迹整整三年之后，1895年夏季又重新出现，这一次有20名外国人和约930名中国人死亡，大部分是在8月份。

1902年流行猩红热病，这年夏天因而死亡的约1500人。

随后几年，这种疾病重复出现，但严重程度减轻了。

[56]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总人口为1289353，其中租界为617487[57]，就人口总数而言，几百上千的疫病死亡人数，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二）瘟疫对江南人口的总体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

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

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像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

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当然这里所说的比例是针对疫区而言，若要说某次瘟疫对整个江南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相信除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这三次基本涉及全区域的瘟疫外，比例会是很低的，估计绝不会超过1％。

当然，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对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数字。

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中，即便只有几个人染疫而亡，人人自危的恐惧和紧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有关疫死人数的估算尽管是概略性的，但应该不妨碍总体上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实际上，除咸同之际因有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像在乾隆二十一年、嘉道之际等发生全区域性大疫的年份，很难发现人口发展曲线有何明显变化。

[58]这说明，尽管每次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其实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才使双方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

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

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

[59]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冲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的时空区域。

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因此，虽然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中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审慎地对待它。

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历史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