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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口影响（第7页）

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60]。

据曹树基的研究，在大疫前汴京城内约有250万军民，疫死率高达40％。

[61]又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大内亦然”

[62]。

如此可怕的情形固然并不多见，但一次瘟疫死亡数万乃至十数万人口的记载不时可见。

[63]然而在清代江南，虽在较大区域中，某次瘟疫病死数万甚至十数万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此类记载却很难发现，这至少说明，在一个能被人观察或间接了解到的范围内，死亡如此众多的人口的情况极为罕见。

那么原因何在？

首先，是清代江南民众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其次，是清代江南灾荒救济能力较强。

清代国家对灾荒的救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对挽救人民的生命和灾后生产的恢复起到不小的作用。

[64]除了国家较为完备的荒政制度外，江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社会力量也对灾荒的救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嘉道以后，逐渐成为社会救济的主力军。

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无疑有助于提高贫苦群众的体质状况和抵抗疾病能力。

[65]

最后，清代江南拥有相对优越的社会医疗条件。

清代江南的官府和社会不仅多能在疫病之年积极开展救疗活动，还越来越多地举办和建设日常的救疗活动和设施。

并且在温病学不断发展的同时，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日渐加深。

这些无不表明，清代江南较为充足的医疗资源对降低当地瘟疫死亡人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至于何以看不到瘟疫的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趋势，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对此做合理的对比，那些粗略的估计往往会淹没此类进步；另一方面清中后期不断有新的疫病爆发、流行，特别是嘉道以降，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真霍乱的传入和不断肆虐，也使得医疗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被抵消殆尽。

如果刨除这一因素，从清末上海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认为自清中期起，虽然瘟疫频度在增加，但因此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却趋下降。

当然，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和社会救疗举措，虽能对局部减缓瘟疫的爆发、减少人口的死亡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还不具备从整体上控制大规模瘟疫爆发、流行的能力，这可能也是瘟疫频度增高、危害力降低的原因之一。

除了损伤人口外，瘟疫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

疾病缠染，为了疗救，时人或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也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严重时还会致使田地荒芜，生产停滞。

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松江之疫，叶梦珠家的佃户多感染疫病，“因旱而病，戽水无力，召募无人，田多抛荒。

即号熟者，亦皆歉收三斛。

起租之田，上好不过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甚者止收石许”

[66]。

同时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也会使人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日常的工农业生产和商贸往来。

比如，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罗店“市中禁屠，过午即闭门罢市，啸樑啖宝，草木皆兵”

[67]。

光绪十一年（1885年），嘉善大疫，“日晡后，人不敢外行，田禾歉收”

[68]。

而近代检疫制度的实行，更可能直接对内外贸易产生影响，如“1894年5月，当香港和广州宣布已受病菌污染并采取隔离措施时，上海海关随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

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在夏季，同香港的贸易来往逐渐减少，直至事实上停顿下来”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