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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宁寺读书（第2页）

板桥不仅能默写经书，而且对于读经有不同时俗的看法。

他认为读书的要义是“处而正心诚意，出而致君泽民”

。

无疑，板桥的这些议论是针对当时只攻理学、不读他书的理学之徒而发的。

他认为“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

。

雍正年间，南京孔庙的围墙被风雨摧倒数丈，板桥借题发挥，说是因为“金陵城中龌龊秀才满坑满谷”

，“辱被圣门”

，孔子才“毁墙以示驱逐之意”

。

明末顾炎武曾坚持反对理学家们不读经学原著而抱着几本语录空谈的做法；板桥反对“简而为提要”

，抨击“龌龊秀才”

，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的传统。

此外，板桥读经书，还有一个高出时人之处，就是他不但钻研经义，而且还把经书当成文学作品来学习。

《板桥自叙》云：“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灿烂。

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

这倒是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之旨有共同之处了。

值得一提的是，板桥的书法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这以前，板桥主要是练习正楷，并且是那种千人一面的“乌、方、光”

的馆阁体。

从《四子书真迹序》看，这时已将真、隶相参，杂以行草，初步具有了“六分半书”

的面目。

傅抱石先生指出：“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惊人的变化，就是几千年来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自我创造形成一派的。”

明至清初的书法家们，崇尚晋、唐以来的法帖，谓之“帖学”

。

其中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将个人的气质与古人的面目融合起来，潇洒出尘，千变万化，继承、发展了宋元的书法传统。

清代前期，“帖学”

没落。

统治阶级极力推崇董其昌、赵孟的书法，臣下也就投“一人”

之所好，造成了一种庸俗、恶劣的“馆阁体”

书风。

当时科举考试的试卷上的字要求“乌”

“方”

“光”

的小楷。

于是，人人都练习这种行行匀整、字字光圆的书体，千人一面，书法艺术也就产生了衰亡的危机。

乾隆年代是清政权文字狱最猖獗的年代。

一般学者为全身远祸，大都钻进烦琐的考据圈子里，兼之清初以来，金石学大为兴起，汉、晋、南北朝碑刻出土较多，书法也就直接受到影响，在清代的书苑形成了一股“碑学”

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