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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横议论析时事（第4页）

，重视模古拟古，轻视创造，因而陷入更深的形式主义泥坑。

面对着王、沈二人的显赫身世和盖世文名，面对着风靡一时的“神韵说”

和“格调说”

，郑板桥保持了可贵的独立性。

他继承了明末顾炎武“经世致用”

的观点，不仅以自己的诗文书画等艺术实践与王、沈大异其趣，而且在理论上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板桥在一些书信、文章中把这些“拾古人之余唾”

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文人斥之为“世间娖娖纤小之夫”

，说这些“本朝文章”

足以使“诸葛怀羞，高人齿冷”

。

他还在诗文中对此发出愤激冷峭的嘲笑，将他们的盲目师法古人比为婢学夫人：“读书必欲读五车，胸中撑塞如乱麻。

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

[93]他还在《偶然作》中说：

……名士之文深莽苍，胸罗万卷杂霸王。

用之未必得实效，崇论闳议多慨慷。

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且狂。

小儒之文何所长，抄经摘史饾饤强；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义味无毫芒。

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

初惊既鄙久萧索，身存气盛名先亡。

辇碑刻石临大道，过者不读倚坏墙。

诗中所痛斥的那些脱离现实、玩弄文字而名盛文坛的人物，正是指“神韵说”

“格调说”

的倡导者和追随者。

更可贵的是，板桥对这些恶劣文风是有破有立的。

前引《偶然作》的开头四句云：“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

“主张”

是什么？《偶然作》中并未说明。

但是，板桥的其他诗文、书信中是说得很明白的。

他认为诗文应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灵之风猷”

[94]。

他把文风问题与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作文要学“大乘法”

，才能“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

[95]。

根据这个标尺，他赞扬古人“以文章经世”

“于社稷民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