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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第2页）

这种现象从60年代起逐渐普遍化。

有些买办原本设有商号，在其成为买办之后就以其原有的商号服务于洋行。

如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系上海成顺泰丝栈主，延昌恒洋行买办杨信之原先设有上海泰康祥丝行和丝栈，旗昌洋行买办阿尧原本办有平祥丝号和瑞祥丝号，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原先设有源昌煤铁五金洋货行。

有些买办则在出任买办后开设商号，为洋行对口服务，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

唐廷枢先后开办了修华号棉花行、谦慎安茶栈，以及泰和、泰生和精益3家钱庄，并通过设立分号将业务活动延伸到汉口、天津、扬州、镇江及内地。

谦慎安茶栈就在产茶的内地设有7所分号。

徐润从1861年升任买办后又先后开设宝源丝茶土号及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范围包括丝、茶、烟叶、白蜡、黄白麻、桐油等出口货。

二是通过买办沟通其他华商行号。

买办一方面自己四出联络华商，另一方面以自己所掌握的进出口业务而吸引华商，与华商结成广泛的业务关系。

像唐廷枢、徐润这样的大买办拥有广泛的华商支持系统自不必说，其他买办也程度不同地以华商作为自己的业务活动渠道。

如在唐廷枢之前担任怡和洋行买办的林钦以其所开设的福兴隆茶号与11家华商茶行建立收购关系，福州宝顺洋行的买办阿蒙把收购茶叶的业务全部包给商人王召庭开设的金记行，王召庭又通过数以百计的小茶商广泛收购茶叶。

推销洋货的渠道亦是如此。

上海天福洋行买办胡熙垣、广昌洋行买办袁承斋开设的义泰和纱布号，推销洋货的渠道一直联系到“四川帮商人”

。

沙逊洋行买办陈荫棠依靠“潮州帮”

而得以每年推销价值600万两左右的鸦片。

三是洋行直接与华商建立供销关系。

洋行为了摆脱买办的中间阻梗，以便通畅、广泛地展开对华贸易，逐步通过给华商提供“冒名”

、“包销”

、“子口半税单”

等便利条件，与之建立直接的业务关系。

如19世纪60年代时上海就有不少华商“以洋商出名”

设行收棉花。

19世纪70年代以后，通商口岸华商“挂洋行牌子则比比皆是”

。

仁记洋行的进口布匹有芜湖的7家华商承销，并再转由汉口的4家华商贩往内地。

在汉口，经华商之手而出口的茶叶在1870年时达54%，出口的牛皮亦多由洋商“从汉口市支那（即中国）牛皮行买入生牛皮”

。

在洋行提供的“子口半税单”

保护下，内地华商得以直接到通商大埠运销洋货。

如四川商人直接到上海贩运洋货；由镇江、宁波、汉口、九江、福州、厦门、芜湖等口岸进口的各种洋货，由华商运销到省内外各州、县。

凡此种种，使洋行与华商的直接业务关系日益广泛。

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上海“从英美两国进口的纺织品有一半是由华商订购的”

，其他进口洋货由华商订购者多达75%。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华商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