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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第3页）

可以说外资在华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利用华商资本而建立起来的。

第一个外资航运企业——旗昌轮船公司的创办者金能亨自称：“创建资金是由中国人汇集的”

，他们是“最大的股东”

，公司股本总额100万两中有70万两来自华商。

第一个外资保险企业于仁洋面保安行是“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商纠合本银”

而创设的。

第一家在华设立总行的外资金融企业汇丰银行，“许多中国商人”

都与之“有利益关系”

。

在最早出现的几家外资缫丝厂中都有华商股本。

如1882年设立的怡和丝厂，“全部股票的十分之四由外国人出资购买，其余由中国人购买，董事中华人三人、外人三人”

。

外资企业对华商资本的吸收，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

仅就有案可查的各外资企业华人大股东人数而言，19世纪60年代为18人，70年代为27人，80年代为21人，90年代为64人；涉及的外资企业有63家，实收资本总额达4030万余两，华人股本约占其半。

这种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传统商人、商业和资本的过程，既是把中国传统商人转变为它们的代理人和依附者的过程，也是使中国的传统商人转变为近代商人和资本家的过程；既是它们向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取原料和财富的过程，也是把中国的传统商业和市场卷入世界商贸体系和市场的过程；既是把中国经济逐渐拖入半殖民地化境地的过程，也是引起中国自办新式企业挽回利权、产生某些资本主义性经济变化因素的过程。

首先，外资企业雇用中国商人为买办和职员，使他们不仅积累起巨额的资金，而且获得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经验和知识。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买办数量增加的同时，买办所持有的资产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大。

买办的收入主要有以下两项：一是薪金，月薪为几百至千余两白银；二是佣金，一般为其所代理买卖金额的2%-3%，这是买办的主要收入。

买办收入的总数，虽没有确实的统计，但有学者从两个角度做过估计：一是按照外贸进出口总值和买办提取佣金比重所作的估算，1864年之前中国外贸总值约为年均5000万元，累计约为1亿元，买办所得的佣金为2000万——3000万元；1864-1894年，外贸总值累计为75.9亿元，买办所得的佣金为1.5亿——2.2亿元，加上前期则为1.7亿——2.5亿元。

如果再加上买办的其他收入和没有买办名义的买办商人的收入，其总数有3亿——4亿元。

二是按照外国在中国设立洋行总分行及其所雇买办的情况进行估计，以每个洋行平均雇用一至三名买办，每名买办平均任期三到十年，到19世纪70年代时，先后做过买办的至少应有二三千人；如再加上那些虽没有买办名义，但实际上却为洋行对华贸易服务的买办商人，其总数至少也有四五千人。

从低以每个买办拥有5万——10万两资产计算，便共有资产2.5亿——5亿两。

如果以此类推，那么到1894年时，买办的总资产至少有4亿——8亿两，这一估计数字未免过大。

这两个数字虽然都只是一种估计，但也可以确认买办已掌握了巨额的资金，已具有巨大的投资能量。

这些买办一般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所雇用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出任董事和高级职员，使这些旧式商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经受训练，逐渐转变为精通业务的新式企业经管人员，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中国自办新式企业的创办人和经管者。

如洋务派所办的各民用企业，几乎全部由买办担任经营管理之职；在1894年前创立的商办企业中，由买办创办和管理者亦为数不少。

其次，外资企业雇用大量的中国工人，不仅使中国产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而且为后来华资企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部分技术工人来源。

如在广州、上海外资船舶修造厂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匠，从60年代起不断受聘于中国的官办和商办企业。

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曾指出：“粤工多习洋艺，习见机器，于造枪、造弹、造药、造雷，皆知门径；香港素多铁工，尤易招致。”

洋务派所办的各企业，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招聘在外资企业中受过训练的工匠担任技术工人。

在商办企业中也不乏这种现象，如广州造纸厂成立时“雇用了几个以前曾在美国的造纸厂中工作过的中国工人”

。

第三，外资企业大量吸收华商资本，引起了中国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兴趣，对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导向作用。

后来，这些附股于外资企业的买办或其他华商投资创办自己的企业，与其附股外资企业的感受不无关系。

这些华商附股者投资的虽然是外商企业，并处于依附的地位，但是所投资金作为资本的功能及其本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属性是同样存在的，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所在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