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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7页）

款8万两“拨充布局开办经费”

；还为“购备新棉”

，命各司局于新筹外销之款设法腾挪，借拨银七八万两。

三是向湖北其他洋务企业和财经机构拨借款项，如向湖北枪炮局拨款7.8万余两，向湖北官钱局借款4.9万两、代付款6万两，以及其他拨借款项。

以上各种款项总计约150万两。

在广东“闱姓”

捐款未到之前，订购布机所需的22万余两先暂由库款筹垫；并请广东善后局向英商汇丰银行两次借款共16万两，均由“闱姓”

捐款内扣还。

由此可见，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官局的资金，可以说是八方罗掘；他依靠在两广和湖广的权力关系，从两地政府机构筹集，而通过广东所筹集的款项甚至大于在湖北筹集的款项，这使张之洞感到完全由官方创办民用企业的困难，在投产第一年的1894年，就欲招商股50万两，筹议招商承办。

湖北织布官局虽然规模宏大（其织布设备居全国第一），但是投产以后效益并不理想。

由于湖北织布官局以织布为主、纺纱为辅，但中国市场的需求却是纱旺而布弱，因此在投产之初，棉布销售尚畅，不久便陷入困境。

到1894年末，开始织布仅一年，积存布匹已达1.8万匹，即使已得销售者，也是减价销售，“压本太重”

，获利低微，甚或亏本。

为之贷款的百川通票号亦“见局事日非，借款扣去，不肯通挪”

，致使布局已“乏款购花”

，织布被迫停开夜工。

到1895年6月时，情况更加严重：“布局存布约五万匹，纱五百余捆，连机上花纱煤炭共值十八万余两。

……夏季向来滞销，月需花本六万余两，无可周转。”

张之洞和具体经办者都已感到难以为继，有言说：“宪台有招商承办之意，自属至当。

官办终无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

到8月份时，困窘又有加重之势：“数月来花价奇贵，通花每百斤十三两四钱，鄂花价同且缺，上年价不过十两数钱，因此吃亏不少。”

“纱易售，布难销，共存布7万余匹。

拟少织布，多售纱，俾易周转。

……亟盼招商早日承办。”

于是，从1896年起，棉布生产逐年减少，纺纱数量明显增加，主产品从棉布转向棉纱。

在创办湖北织布官局后，张之洞又从1893年起着手创办湖北纺纱局。

纺纱局的创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织布局的经验教训，显示了他的进步之处。

其进步之一是力求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他有鉴于织布局投产后棉纱易于销售，获利较多，为了弥补织布局之不足，生产更多的棉纱供应市场，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给汉阳铁厂提供资金，而由布局另设纺纱厂。

他在创办织布局时，就希望以布局与铁政局联为一气，协济铁厂经费；但布局投产后，纱易销而布难销，效益不佳，难以如愿，于是便产生了另建纱厂的打算，指望扩充布局纱厂，以其盈余添补铁厂经费。

到1894年初，他又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棉纱销路广泛，纺纱更能赢利，指出：“照得湖北织布局业经办有成效，惟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

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

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

到11月，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又强调说：增设纺纱厂，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要需。

其进步之二是力图学习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的先进办法，引用商人的力量参与办厂。

他在给清廷的要求开办纱厂的奏折中这样说：“上海招商添设纺纱厂极力扩充赶办，各处绅富闻风踊跃，是此厂为今日商务要著，显然易见。

鄂省……自应仿照，一律扩充。

当经督饬局员详加筹划，惟有招商助官之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