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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列强文化输入的升级（第1页）

第二节　列强文化输入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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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译编和出版西书规模的扩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明显加强，在强行设立其文化传播机构和向中国注入资本主义文化内容的同时，又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化机构、文化内容和文化人发生变异，促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原先的单一传统结构转变为新旧兼有的二元结构，不仅使中国文化和文化人向半殖民地化和买办化转变，也使中国传统人文社会发生分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便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一权利又获得了关键性的扩展。

一是把外国教会的传教范围从通商口岸扩大到内地。

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均有这一规定，如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二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

1860年在北京签订的中法《续增条约》规定：中国各地方政府不仅应按照1846年道光皇帝的上谕，将康熙年间禁教中所充公的“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

，而且今后“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置田地，建造自便”

。

1865年，总理衙门又照会法国公使，正式承认：“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

可以自由行之。

这些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所取得的特权，其他国家的其他教会均同样适用。

这些特权不仅使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获得了必要的法律条件和物质条件，而且为他们的文化侵华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来华传教的各国传教士迅速增加，从1858年时的53人增至19世纪末的900余人，增加了16倍。

他们伙同其他来华外国人，在传播外国宗教和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日益扩大地传入中国，并为此设立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将西方的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模式楔入中国。

传教士等来华外国人所设立的第一种文化传播机构是西方译编和出版机构。

从1843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起至清末，由传教士设立的译编和出版机构计达60家左右，大多数设立于1860-1895年之间。

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规模较大，译编和出版书籍较多的有以下三个机构。

第一是广学会。

其前身是1887年设立的同文书会（TheSocietyfortheDiffusionofandGeneralKheese），主要创办人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他曾于1855年和1863年两次来华传教。

1884年，韦廉臣在英国组织苏格兰同文书会，以募捐所得款项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

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韦廉臣接管了该会所余的资金、财产和印刷机器，遂以此于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1892年会改组为广学会。

该会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海关和外交官员等31人（两年后增至39人）联合发起，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会长、总理，德国驻沪总领事福凯（亦称“佛克”

、“福克”

）、哲美森任副会长，韦廉臣和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慕维廉任协理；韦廉臣还兼任秘书，后改称“总干事”

，负责日常工作。

次年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福凯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

广学会编辑出版书籍的目的在于以西方的文化知识影响中国的官员和民众。

根据《同文书会组织章程》的规定，其宗旨是：“在中国，中国藩属以及一切有中国人的地方，继续出版和发行根据基督教原则所编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为本会能力所许可而又适合于各个阶层阅读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