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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第6页）

这座礼拜堂建于公元1477年至公元1481年，建造过程十分仓促，桑德罗·波提切利、彼得罗·佩鲁吉诺和菲利普·利皮等著名画家为其创作壁画。

要不是西斯廷礼拜堂的建筑质量堪忧，气势恢宏的天顶画可能也就没有创作的必要了。

公元1504年，西斯廷礼拜堂圣坛上方的屋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隙。

为了安全起见，尤利乌斯二世命人在屋顶和地板下都装上大型金属棒。

他不忍看到叔父西克斯图斯四世呕心沥血修建的礼拜堂变得丑陋不堪，于是花重金聘请时年33岁的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用画笔把修补的痕迹盖住。

尤利乌斯二世起初建议米开朗琪罗以耶稣十二使徒为主题作画，但是米开朗琪罗认为那“没什么好画的”

，于是尤利乌斯二世干脆让米开朗琪罗按照自己的喜好作画。

米开朗琪罗用12年的时间创作出1200平方米的绘画，给西方艺术史带来了一场革命。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倾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自己修建礼拜堂，倒也不足为奇。

中世纪时期的教皇时常与平民肩并肩走在大街上，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与平民疏离，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阿维尼翁成为教廷驻地的岁月里，浩浩****的宗教游行已经基本绝迹，再也无法看到教皇赤足与普通信徒走在一起的场景了。

到公元1527年，罗马教廷每年最多举行一到两次宗教游行，盛大的宴会是这类宗教游行的重头戏，基督圣体节和圣马可节期间的宗教游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每当新任教皇上任时，都要在罗马城举行游行，宣示他对罗马城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民众来说，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大游行。

教皇登基的大部分仪式都在室内举行，台下的观众主要由高阶神职人员和外国使者组成。

中世纪时期的教皇常常忙于主持弥撒和布道，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却越来越喜欢保持缄默，布道渐渐变成了修道士的工作，宗教仪式也越来越被繁文缛节所占据，比如极为烦琐的教皇穿衣程序。

西斯廷礼拜堂造价高昂，但是与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花费相比不值一提。

公元1527年，这笔天价重建费让罗马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尤利乌斯二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挥金如土，热衷于举办奢华宴会和大象游行以及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筹钱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他想到了一个筹钱的法子。

公元1517年，他派遣修道士约翰·特策尔前往德国兜售赎罪券（大赦证明书）。

教会声称可以为过世的亲人购买赎罪券，好让死者的灵魂尽快脱离炼狱上天堂，最不济也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受苦的时间。

特策尔有句名言：“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

特策尔引起了另一位修道士马丁·路德的注意，得知真相后的路德愤然写下《九十五条论纲》。

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九十五条论纲》得以大量印刷，迅速传遍德国。

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德意志雇佣军受路德的影响对罗马教廷深恶痛绝。

路德预言说摧毁罗马城是上帝的旨意，这一预言赋予德意志雇佣军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特策尔兜售赎罪券并不是激怒路德的唯一导火索。

公元1510年，路德怀着满腔热血去罗马游学，离开罗马时却大为心灰意懒，这也不足为奇。

罗马人都是“雁过拔毛”

的主儿，哪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去罗马的人，德国修道士也概莫能外。

罗马教廷的行事做派早已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朴素清明的理念相去甚远，可是路德却一直将这一理念奉为圭臬。

罗马城充斥着浮华与喧嚣，是潮流的集散地。

要想平步青云，就得有溜须拍马的本事和出口成章的才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即兴作诗的语言主要是拉丁语。

教皇和高阶神职人员的生活极尽奢华。

教皇的两个专属餐厅配有一名斟酒服务员、三名面包师、五名厨师长、六名膳务员和多名厨师助理。

教皇和几十位高阶神职人员都居住在梵蒂冈宫里，每人家里都雇着一大堆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