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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第3页）

博尔盖塞别墅公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园内有一个湖泊。

多里亚·潘菲利别墅公园位于罗马古城墙之外，距离梵蒂冈外新建的防御工事不远，乌迪诺将军就是从此处进罗马城的。

这座公园内有两个湖泊，每个湖泊上都挂着一帘小小的瀑布。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若泉下有知，将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令他大失所望。

改造升级后的罗马城并没有吸引更多贵族显要改信天主教，欧洲北部依旧顽固地信仰新教。

然而，面貌一新的罗马城意外地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心中的旅游胜地，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就不得不提罗马的另一个重大变化。

在公元19世纪40年代，城中挤满了一类新游客，这批人与朝圣者（当然，城中也不乏朝圣者）不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游客。

“大旅行”

时代已然到来。

这股热潮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

我们在上一章中曾提到，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可谓首批来罗马人文旅游的游客，后来，更多此类的游客接踵而至。

在欧洲北部的富人群体中，“大旅行”

越来越受到青睐。

在他们看来，“大旅行”

可以为自己的学业画上圆满的句号。

当然，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些小插曲，比如教皇庇护五世绝罚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公元1558年11月17日—1603年3月24日在位）和法国革命军入侵意大利。

拿破仑撤出罗马后，热衷于“大旅行”

的游客蜂拥至南方，拜伦勋爵（公元1788—1824年，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大为光火。

他抱怨说，欧洲大陆“都被英格兰人玷污了，他们可真是一帮冒着傻气的呆子。

打着哈欠，四处招摇，心比天高，奈何命比纸薄。

这帮呆子赶快卷铺盖回家吧，好把法国和意大利还给脑袋灵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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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会轻易卷铺盖回家的。

公元1846年，罗马的游客人数多达30万，是罗马人口的两倍。

朝圣者通常只会在罗马待一到两个星期，“大旅行”

游客则通常从当年10月待到来年春天，这段时间城中恰好没有疟疾。

“大旅行”

游客可谓罗马街头最惹眼的异域元素。

他们有的是为感受当地的文化风情，有的是为沐浴南欧的艳阳，有的则是为了省钱。

什鲁斯伯里伯爵曾夸口说，在罗马避暑每年可以省下2000英镑。

他肯定没有考虑到夏季是疟疾的高发时节。

罗马成了这些游客的第二个家，除了游山玩水、访客交友、作画写文，他们还不忘让画家为自己画一幅肖像画，这些画家基本都来自欧洲北部，跟他们是老乡。

罗马对作家似乎有着别样的吸引力。

查尔斯·狄更斯（公元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乔治·戈登·拜伦、约翰·拉斯金（公元1819—1900年）、爱德华·利尔（公元1812—1888年）、华盛顿·欧文（公元1783年4月3日—1859年11月28日）、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公元1789—1851年9月14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公元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纳撒尼尔·霍桑（公元1804—1864年）都曾在这里生活。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公元1810年9月29日—1865年11月12日）曾声称，在罗马的时光是“我们人生的巅峰。

女孩子们的人生会有更多幸福的可能，而我的人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