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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第6页）

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

。

所以“上帝之国”

高于“地上之国”

，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

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

。

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

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

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

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

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里（Ni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Bodin）。

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

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

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

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

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

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约、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

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

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

（snty）理论的阐发。

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权力”

，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

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提出一国之君既是主权的所有者又是主权的行使者，为“绝对王权”

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2页。

）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

虽然布丹没有具体论述、发挥君主如何受自然法的限制、约束，但在“主权者”

之上还有一更高的存在、主权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约管的思想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使后人可以据此得出国家主权要受国际法约束的推论。

此点至关重要。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Hobbes）则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他用理性剔除了布丹理论中仍有一席之地的“神法”

），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