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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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保留地骑马（第2页）

但他会殚精竭虑、无休无止地揣测，这种犯罪行为或灾难应该怎么换算成绵羊或山羊的头数——时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严肃地把你领入一片神圣的诡辩迷宫。

那个时候，这与我理解的公正相悖。

在这一礼数上，所有非洲人都一样。

索马里人和基库尤人的心智十分不同，而且深深蔑视基库尤人。

但他们会用相同的方式坐下，来权衡谋杀、强奸，或他们远在索马里兰老家的牲畜诈骗——挚爱的母骆驼和马的名字、血统都铭刻在他们心里。

有一次消息传到了内罗毕，说法拉十岁的弟弟在一个叫布拉穆尔的地方捡了块石头，砸了另一个部落的男孩，敲掉他两颗牙。

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两个部落的代表在农场碰面，坐在法拉屋里的地上整夜整夜地讨论。

干瘦的老人来了，他去过麦加，带着绿色的穆斯林头巾；傲慢的年轻索马里人如果手头没有正经事时也会过来，他们为了不起的欧洲旅行者和猎人做扛枪手；黑眼睛的圆脸男孩们，他们羞涩地代表自己的家族，一声不吭，但在虔诚地聆听、学习。

法拉告诉我，他们认为事态非常严重，因为男孩破相了，到了适婚年龄他可能很难找到对象，不得不降低他对新娘的出身或者相貌的要求。

最后忏悔金被敲定为五十头骆驼，也就是半额的“人头金”

——足额的“人头金”

是一百头骆驼。

十年后，远在索马里兰，五十头骆驼会被加在一个索马里少女的彩礼上，让她对新郎的两颗缺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能悲剧就此埋下基础。

法拉自己却觉得他们对他网开一面了。

农场的土著从来没有察觉到我对他们司法体系的态度，任何厄运降临时，他们都第一时间来找我判决赔偿。

有一次，在咖啡采摘季节，一个叫旺博伊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我屋外被牛车碾死了。

牛车当时正把咖啡从田里运去磨坊，我已经明令禁止任何人搭车了，否则每次运输都会有一群欢快的咖啡采摘女工和孩子们搭顺风车穿过农场——随便哪个人都能走得比牛车快，我的牛车会承载过重。

但是，年轻的司机们没法狠下心来赶走满眼梦想的女孩们，她们一路跟着牛车跑，恳求获得这种巨大的快乐，他们只好让她们在看见我家的时候跳下车。

但是旺博伊跳车的时候摔倒了，车轮碾过了她小小的黑色头颅，辗碎了脑壳，车辙里拖了一条血迹。

我派人叫来她年迈的父母，他们从采摘田里过来，为她恸哭。

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沉痛的损失，因为这女孩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本可以给他们带来绵羊、山羊和一两头小母牛的礼金。

从她出生那天开始他们就盼着这个了。

我在想应该怎么帮他们时，他们却先发制人、精力充沛地赖上了我，他们索要全额赔偿。

我说，不，我不会给的。

我已经警告过农场上的女孩，不让她们搭牛车，所有人都知道。

二老点点头，他们没有异议，但雷打不动地仍坚持索赔。

他们的依据是，总得有人赔。

他们不接受任何人对这一原则的否定，质疑这件事比让他们接受相对论都难。

我中断了讨论，回家了，他们尾随着我。

并非出于贪婪或怨恨，而是出于一种自然法则，好像我真的有磁力一样。

他们就在我的屋外坐着等。

他们穷苦、瘦小、营养不良，看上去像蹲在我家草坪上的一对小獾。

他们在那里一直坐到日落，我几乎无法把他们和草坪区别开来。

他们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丧亲加上经济损失，让不幸更加难以承受。

法拉一天都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我在上灯时分别给他们送了些钱，让他们买羊肉吃。

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他们把这看作围城之后我的第一次疲惫信号，之后在那里坐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