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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 外集六（第5页）

曰：“贤者之用于世也，行其义而已。

义无不宜，无不利也。

不得其宜，虽有广业，君子不谓之利也。

且吾闻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圣人而后无不能也。

吾犹未得为贤也，而子责我以圣人之事，固非其拟矣。”

曰：“夫子不屑于用也。

夫子而苟屑于用，兰蕙荣于堂阶，而芬馨被于几席。

萑苇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则亦有然者，而况贤者乎？”

阳明子曰：“兰蕙荣于堂阶也，而后于芬馨被于几席；萑苇也，而后刈可以覆垣。

今子将刈兰蕙而责之以覆垣之用，子为爱之耶？抑为害之耶？”

论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圣人之言明白简实，而学者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益晦。

《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

，盖仲尼作经始笔也。

以予观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为说者，或以为周虽建子而不改月，或以为周改月而不改时；其最为有据而为世所宗者，则以夫子尝欲行夏之时，此以夏时冠周月，盖见诸行事之实也。

纷纷之论，至不可胜举，遂使圣人明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

嗟夫！

圣人亦人耳，岂独其言之有远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为是圣人之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窥测之地，则已过矣。

夫圣人之示人无隐，若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变怪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历有所不能计，精于理者有弗能尽知也，如是而已矣。

若世儒之论，是后世任情用智，拂理乱常者之为，而谓圣人为之耶？夫子尝曰：“吾从周”

，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

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己出矣，其得为“从周”

乎？圣人一言，世为天下法，而身自违之，其何以训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诸侯强背，不复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诛僣乱，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

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

使鲁宣、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是攘邻之鸡而恶有其为盗，责人之不弟而自殴其兄也。

岂《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后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时之一言，而曲为之说，以为是固见诸行事之验；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罪我者其惟《春秋》”

之言而证之。

夫谓“《春秋》为天子之事”

者，谓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

其赏人之功，罚人之罪，诛人之恶，与人之善，盖亦据事直书，而褒贬自见；若士师之断狱，辞具而狱成。

然夫子犹自嫌于侵史之职，明天子之权，而谓天下后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固未尝取无罪之人而论断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

，取时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训于后人”

，法未及明，训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杀人，比于乱逆之党矣。

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惮者所不为，而谓圣人而为此，亦见其阴党于乱逆，诬圣言而助之攻也已！

或曰：“子言之则然耳。

为是说者，以《伊训》之书‘元祀十有二月’，而证周之不改月；以《史记》之称‘元年冬十月’，而证周之不改时；是亦未为无据也。

子之谓周之改月与时也，独何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