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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宋学与宋明理学史（第7页）

然万不可谓此种工作便是学术，且踣击一切高深学术而欲率天下后世聪明才智之士，共趋于此一途。

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

或有问言：先生之责清代汉学也，固不为过。

考据可为也，而以是倡为风气，使举世为之，甚至三百年来之人皆为之，则民之智德力皆无所资以含育，而国有不危者乎?虽然，宋儒高谈心性，而于实用之学未免空疏。

且心性之学偏于求静，其流失必归缓懦。

民族之衰，实自宋始，先生独不责宋学耶?

答曰：宋儒之世，本当复兴晚周学术思想之全部，惜其识量太隘，错过此机。

吾前已言之矣。

然畴昔郡县之局，人智未易发展，宋儒殆亦环境所限欤。

余尝言，宋儒之最可责者有二：一无民族思想，二无民治思想。

典午至于北宋，胡祸已惨痛极矣。

五代昏乱之小朝廷，几皆胡主。

诸儒父祖，身受其毒。

中夏之衰，由帝者宰割天下，使群黎百姓无以自献其智与力，故胡祸不可御耳。

《春秋》著攘夷之义，《论语》大管仲之功，孟子有民贵之论，此皆诸儒所朝夕讽味者。

而乃安于现状，一无省发何耶?孙复鄙陋，托《春秋》而张尊君之邪说。

邪说既昌，夷狄以鸟兽行戮辱兆庶而干天位，则尊之亲之；盗贼以鸟兽行戮辱兆庶而干天位，则尊之亲之。

乾坤毁，人道灭，可痛孰甚?《春秋》书弑君之事，称国以弑，明君无道，国民当行革命也。

而复乃释曰“称国以弑，举国之众皆可诛”

，以鄙夫之心，厚诬圣文，逆天理，祸生民。

周程诸老先生不能正其谬，崇其邪说，流毒千年，直至欧化东来而邪说始息，岂不哀哉?

谓宋学不能大挽衰运，吾固相当赞成。

（前已谓其不能倡明民族治等思想。

）谓宋学绝无所补于衰运，余又何忍苟同?经胡祸之长久摧残与佛教之普遍侵入，北宋诸

师崛起而上追孔孟，精思力践，特立独行，绍心性之传，察理欲之几，严义利之辨，使人皆有以识人道之尊崇，与人生职份之所当尽，而更深切了解吾民族自尧舜以迄孔孟，数千年文化之美与道统之重，（余少时从事革命，对宋学道统观念颇不谓然，后来觉其甚有意义。

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

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

此中心思想可以随时演进，而其根源终不枯竭。

）卓然继天立极，而生其自尊自信之心，自知为神明之胄，而有以别于夷狄鸟兽。

故宋儒在当时，虽未倡导民族思想，而其学说之影响所及，则民族思想乃不期而自然发生。

郑所南、王洙、王船山、顾亭林、吕晚村诸大师，皆宋学而盛弘民族思想者也。

理学跨越前代甚远，黄梨洲之言确尔不诬。

明儒对禅宗之了解，比有宋诸师确深，其离禅而卒归之儒也，大抵由归寂而证会生生，其所得甚深。

余欲得暇而详论之，却鲜此暇。

盖自阳明倡学南中，承朱子而去其短，宗象山而宏其规，洒脱而无滞碍，雄放而任自然，其后学多有擒生龙搏活虎手段，奇哉伟哉!宋学传至阳明，乃别开生面。

当此之时，君昏于上，学盛于下，自是而思想自由，人才众多。

以逮晚明诸子，学不囿于一途，行各践其所知，庶几晚周之风可谓盛矣。

清儒以考据眼光，轻薄明儒最甚，何损日月之光，适怜其螳臂而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