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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宋学与宋明理学史（第9页）

，言平易近人。

）是其矫枉而无或过正，所以为美。

此期学者甚多，思想派别亦极复杂。

此中不及详，但

总举其优点，约有五：

（一）为学尚实测，堪为近世西洋科学方法输入之强援。

明世王学，其长处在理性之发达。

宋儒受外来佛教精神之震撼，（诸儒虽反佛，甚至昌言驳轮回，而实则皆深受轮回说之影响，其精神生活中，极富宗教气味。

）及传统观念过重，（尊孔孟而过于排斥异端。

）故理性受拘束。

自阳明指点良知，而后去其障蔽。

然王学末流，不免流于凿空，故船山、亭林、习斋诸儒之学，皆注重实用。

其为学态度，皆尚经验，言治化得失，必征诸当代实情而复考历史，以推古今之变。

（如船山《读通鉴论》、《宋论》等，其政治及社会思想，乃汉唐以来诸儒所不能发。

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皆周流各地参访，而山川险要，每询诸老卒。

）穷义理之奥妙，必本诸躬行实践，而力戒逞臆谈玄。

（如船⊙论汉学与宋学及宋明理学史山、二曲、习斋皆然。

亭林于义理方面，悟解似不足言，但确守程朱遗教，躬行切实，堂堂巍巍，有醇大气象。

）诸儒注重实用与实测，乃王学之反响。

此等精神，清儒早已丧失净尽，直至清末，始渐发露，而西洋科学方法输入，赖此为之援手。

（二）民族思想之启发。

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也。

（夏者大也，中国人有大人之德。

）但其诸夏夷狄之分，确非种界之狭陋观念，而实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判断标准。

明季诸子始盛扬民族思想，在其前者虽有郑所南《心史》、王洙《宋史质》，而均无人注意。

及至王船山、吕晚村、顾亭林诸儒，则发挥光大，千载久闼之义，一旦赫然，如日中天。

晚村在当时宣传最力。

（晚村学宗程朱，而深惜程朱未明此义，愿救其失云。

）船山著书极多，深愤中夏圣作明述而成为崇高之文化，乃人道之极隆，不幸为夷狄鸟兽所残毁。

（“深愤”

至此为句。

）其书字字句句，皆悲心流露。

（世人徒知《黄书》，其实，船山各书随在可见其民族思想之活跃。

）

（三）民治思想之启发。

船山《读通鉴论·晋论》有云：“有圣人起，预定弈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

详此所云，明是虚君共和制。

其曰“预定弈世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