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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1（第2页）

此则微似邹衍矣。

孟子固不自知其矛盾也。

今于说孟子性善论之前，先述孟子思想所发生之环境。

墨翟之时，孔学鼎盛，“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要略》）盖务反儒者之所为也。

孟轲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以为杨朱之言性（生），徒纵口耳之欲，养其一体即忘其全也，遂恶养小以失大，且以为性中有命焉。

今杨义不存，孟子言之激于杨氏而出者，不可尽知，然其激于墨氏而出者，则以墨义未亡，大体可考。

墨子立万民之利以为（第三表，孟子则闻利字若必洗耳然，以为此字一出乎心，其后患不可收拾。

其务相反如此。

墨子以为上天兼有世人，兼而食之，遂兼而爱之。

孟子以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

，其受墨说影响之辞气又如此。

此虽小节，然尤足证其影响之甚也。

若夫孔子，以为杞宋不足征，周监于二代，乃从后王之政。

墨子侈言远古，不信而征，复立仪范虞夏之义，以为（第一表。

孟子在墨子之后，乃不能上返之于孔子，而下迁就于墨说，从而侈谈洪荒，不自知其与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之义相违也。

故孟子者，在性格，在言谈，在逻辑，皆非孔子之正传，且时与《论语》之义相背，彼虽以去圣为近，愿乐孔子，实则纯是战国风习中之人，墨学磅礴后激动以出之新儒学也。

在性论上，孟子全与孔子不同，此义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

孔子之人性说，以大齐为断，以中性为解，又谓必济之以学而后可以致德行，其中绝无性善论之含义，且其劝学乃如荀子。

孟子舍宗教而就伦理，罕言天志而侈言人性，墨子以为仁义自天出者，孟子皆以为自人出矣。

墨孟皆道德论者，道德论者，必为道德立一大本，墨子之大本，天也，孟子之大本，人也，从天志以兼爱，与夫扩充性端以为仁义，其结构同也。

是则孟子之性善说，亦反墨反宗教后应有之一种道学态度矣。

当孟子时，论人生所赋之质者不一其说，则孟子之亟言性也，亦时代之所尚，特其质言性善者是其创作耳。

当时告子以为“性无善无不善”

，此邻于道家之说。

又或以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此似同于孔子之本说。

又或以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

，此则孔子所指上智下愚不移之例外也（以上或说皆见《告子篇·上》）。

今孟子皆非之，与孔子迥不侔矣。

《告子》性超善恶之说，以为仁义自外习成，非生之所其，欲人之仁义，必矫揉之然后可。

孟子性善之说，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于内心，即皆生来之禀赋，故以性为善，其为恶者人为也，《孟子》书中立此义者多，引其辨析微妙者一章：

孟季子问于公都子曰，“何以为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