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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与颉刚论古史2（第2页）

这层汉儒是很觉得的。

太史公把汉看得和秦一般，直到王莽时，扬雄剧秦美新，亦只是剧汉美新耳。

东汉的儒家，方才觉得汉不是秦。

儒家虽由汉武定为国教，但儒家的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实现。

东汉晚年礼刑之辨，实是春秋理想与战国理想之争，鲁国理想与三晋理想之争。

鲁国以国小而文化久，在战国时也未曾大脱春秋时封建气。

儒家的理想，总是以为国家不应只管政刑，还要有些社会政策，养生送死，乃至仪节。

三晋思想总是以为这都非国家所能为、所应为，国家但执柄。

其弊是儒家从不能有一种超予Ethics的客观思想，而三晋思想家所立的抽象的机作，亦始终不可见，但成君王之督责独裁而已。

近代最代表纯正儒家思想者，如顾亭林，其封建十论，何尝与柳子厚所论者为一件事。

柳子厚的问题是：封建（即裂土，非成俗）于帝室之保全，国内之秩序为便呢，或是但是郡县？亭林的问题是：封建（即成俗，非裂土）能安民或者郡县？亭林答案，以为“郡县之弊其弊在上”

必层层设监，愈不胜其监。

刺史本是行官，旋即代太守，巡按本是行官，旋即代布政，愈防愈腐，以人民之中未有督责也。

中国离封建之局（社会的意义），遂不得更有欧洲政治的局面，此义我深信深持，惜此信中不能更详写下。

商鞅赵武灵王李斯实在不是一辈人。

商鞅不是一个理想家，也不是一个专看到将来的人。

他所行的法，大略可以分做四格：（一）见到晋国霸业时之军国办法，以此风训练秦国；（二）使警察成人民生活的习惯；（三）抑止财富的势力侵到军国。

此亦是鉴于晋之颓唐；（四）使法令绝对的实行。

商君到底是个三晋人。

自孝公以来秦所以盛，我试为此公式："以戎秦之粗质，取三晋之严文"。

商鞅这种变法，是与后来儒家的变成法家，如王莽，王安石等，绝然不同的。

赵武灵王不曾变法，只是想使人民戎俗而好战，以便开拓胡地中山，并以并秦。

他是一个甚浪漫的人。

但不见得有制度思想。

李斯的把戏中，真正太多苟卿的思想。

荀卿所最痛言的“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

，李斯实现之。

他的事作与商君的事作甚不类。

商君是成俗，李斯是定权衡。

这些人不见得在当时即为“众矢之的”

。

我们现在读战国的历史，只能靠一部《史记》。

《战国策》已佚，今存当是后人辑本（吴汝纶此说甚是），而这部《史记》恰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人做的。

商君的人格，想也是很有力量而超越平凡的。

看他答公孙痤之言，何其有见识而有担当。

且后来一靠孝公，不为私谋，秦国终有些为他诉冤的人。

即令有人攻击他，也必是攻击他的私人，不闻以他之法为众矢之的。

至于李斯，后人比忠者每称之。

《史记》上有一个破绽，“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