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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之饮（第3页）

在深盏浅碟的轻声碰撞中，在好客的女主人衣裙的窸窣作响里，在有关糖奶的寻常对答间，对茶的崇拜已经毋庸置疑地确立起来了。

面对这来路不明的**，宾客在哲学意义上对其命运的顺从，就已经表明了在此刻，东方精神至高无上。

欧洲关于茶最早的记载，据说来自一个阿拉伯旅人的描述。

记载中说，公元879年以后，盐税和茶税已是中国广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写道，1285年时曾有一名中国财政大臣，由于擅自增加茶赋而被罢了官。

欧洲人开始对远东有更多的认识，是在地理大发现时期。

在16世纪末，荷兰人带回这样的消息：在东方，人们用一种灌木的树叶制成了非常好喝的饮料。

乔凡尼·巴蒂斯塔·赖麦锡[7]（1559）、阿尔梅达[8]（1576）、马斐诺（1588）、塔雷拉（1610）等旅行家也在各自的旅行笔记中提到了茶[9]。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首度将茶带到了欧洲。

于是，法国人在1636年闻到了茶香，俄国人也在1638年品到了茶。

英国人是在1650年迎接茶的到来的，他们这样评论它：“这中国饮料美妙绝伦，医生们也极度认可。

它的名字在中国叫作茶（Tcha），其他国家叫它Tay，或者Tee。”

[10]

正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茶的传播遭遇了反对之音。

如反对者亨利·萨威尔（1678）斥责饮茶是肮脏的习俗。

乔纳斯·汉威[11]在《论茶》（1756）中说，男人饮茶会丧失身材威仪，女人饮茶则容颜尽失。

在初期，茶的不菲价格（一磅约十五或十六先令）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而成为“王权贵族特殊待遇和消遣的标志，或馈赠王族大公的礼物”

。

尽管如此，饮茶的风尚还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在18世纪前叶，伦敦的咖啡馆事实上成了茶馆，像艾迪生[12]和斯蒂尔[13]这样的风雅之士也沉醉于这些咖啡馆的茶香之中。

不久之后，茶便发展成生活中的必需品，成了税赋的对象。

这让我们想到，茶税在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当英国人向美国殖民地征收更高的茶赋时，殖民地人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揭竿而起。

要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始于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的滋味拥有一种微妙的魔力，令人无法抗拒，并被覆上一层理想之光。

西方的幽默作家们[14]毫不耽搁，迅速地将茶的芬芳融入了他们思维的灵光之中。

茶既无酒的傲慢自负，又无咖啡的清高自我，也没有可可那种傻呵呵的天真。

早在1711年，英国《旁观者》杂志就如此谈到茶：“在此，我向所有治理有方的家庭郑重推荐，每天早晨留一小时享用一顿有茶与面包黄油的丰盛早餐，并热心地建议您请准时订阅本刊，以便在饮茶时配读。”

[15]萨缪尔·约翰逊[16]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无耻茶客，20年来只靠这种奇妙植物的浆液佐餐而食；以茶消磨黄昏，以茶慰藉长夜，以茶迎接黎明”

。

查尔斯·兰姆[17]，这个公开的追随者奏响了真正的茶道乐章。

他写道，世上最大的愉悦是悄然做一件善事，然后让它无意间被发现。

而茶道便是这样一种艺术，它隐藏美，又期待人发现；暗示美，又不敢让你明察。

它是一种高贵的秘密，一种平静彻底的自嘲，它是幽默本身，是哲学的笑意。

在此意义上，所有真正的幽默作家皆可称为茶哲，如萨克雷[18]，当然还有莎士比亚。

颓废时代[19]（世界几时不曾颓废？）的诗作，在其对物欲世界的反对声中，在某种程度上却打开了茶道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