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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富特文格勒后篇从约阿希姆凯瑟谈富特文格勒谈起（第2页）

富特文格勒照做了，这对他而言很容易，他的拍子自始至终都很准确，乐队跟着演奏，一切都完美得当。

乐队问他：“您觉得如何？”

指挥家答道：“一点不好，一点不好！

我发现它是如此糟糕的直截了当。”

今天当我坐在音乐会的听众席上，发现一切都具备如此精湛的准确性、清晰性，以及……糟糕的直截了当时，我就会认真思考富特文格勒的回答。

并不出人意料的，凯瑟谈到了富特文格勒的战时录音：1942年演出的《英雄交响曲》，1944年演出的《第九交响曲》（指贝多芬的作品）或是《C大调交响曲》（指舒伯特“第九”

）等。

“所有这些记录都属于最顶尖的范畴，即便在富特文格勒的录音中也是如此。

前提是需要明白怎样去欣赏它们，并且能够忽视这些古旧录音中的嘶嘶声，这样一来，听者就会在景仰与震惊中走向晕眩。”

而富特文格勒之所以在此时登达顶峰，或许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在你不知能否活过今晚，能否见到明天的情况下，每一场音乐会都是决定性的，都有那样的情感力量”

。

凯瑟先生表示，他当然更陶醉于现在欣赏音乐会的时光，但是那段时期所诞生的演绎可谓登峰造极。

对于关注富特文格勒指挥艺术的人，他强烈推荐他们细细品味指挥家对勃拉姆斯第二与第四交响曲的解读，还有“第三”

（壮丽的诠释）；当然，还有富特文格勒的贝多芬，也不能忽视或许是指挥家所有演绎中的顶峰之作：舒伯特《第九交响曲》；还有那款无与伦比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最后，凯瑟先生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他的发言：“我不是唯一以这种似乎是有些过分的热情谈论富特文格勒的人……巴伦博伊姆、克劳迪奥·阿巴多、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也描述了同一位富特文格勒——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直到他生命尽头）都常受到责难的指挥家——作为他们伟大的职业伟大的楷模。

而同富特文格勒相比，那位确实托斯卡尼尼已无这样的机会。”

从约阿希姆·凯瑟谈富特文格勒谈起

凯瑟先生念出观众来信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他要怎样解答这个难解之谜？结果他的回答即便不是令人完全满意，至少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大致可分四个方面：1.洞悉一切与无表情段落；2.妙不可言的踌躇；3.排练方法；4.高峰的划分与杰作推荐。

其中让我感觉最为精彩、最为眼前一亮的正是第一部分，整体上的洞察力与某些时刻的无表情，可谓全篇之精要所在。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富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以自由著称，但他绝不是最自由的一位，无论从门格尔伯格、克纳佩兹布什，还是魏恩加特纳的录音中找出一份比富特文格勒更自由的诠释都不困难。

问题或许就在于凯瑟所说的：在有关全曲的考虑中——有关结构、有关伟大灵感的真正的重要性——富特文格勒始终非常坚定。

结构关系着作品的整体形态，为演绎中的自由设定了框架。

如果不加控制地表现，甚至夸大某一时刻的灵感，很可能造成速度起伏失去章法的危机。

这样一来，哪怕细节怎样醒目，整体的说服力也势必要受损。

可若是因此而忽视“伟大灵感的真正的重要性”

，就成为胶柱鼓瑟，这样的演奏即便很难挑出毛病来，也注定是不耐听的。

对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不是富特文格勒的专利，正相反，这是所有杰出指挥家同时在面对的问题。

无论舒里希特，还是哈农库特，现代乐队或是本真演奏，任何的杰作都建立在这两方面的平衡之上。

指挥家们就是在持续地“搞平衡”

。

到了20世纪后半叶，有观点认为个性突出的指挥越来越少，但时至今日，我实在发现几位大师的平衡都搞得很不错。

以哈农库特与加德纳为例，他们会为自己设定一个范围（姑且称之为本真），而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展现的音乐内容无论怎么看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至于其他人，如阿巴多、海廷克、布列兹等也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大显身手。

问题在于，某些人的艺术个性，或者说灵感到达了天体单位的量级，譬如富特文格勒、布鲁诺·瓦尔特、门格尔伯格、克伦佩勒他们。

瓦尔特也经历过冲动的年代，可到了晚期录音中，瞬间的灵感潜入了整体；我们听到自然、得体的诠释，歌唱性妙不可言；这样的演出是平易近人的，从不缺少自发性，但指挥家也不会在某一瞬间完全沉浸于灵感的表达。

当我欣赏晚年的克伦佩勒雕琢他的纪念碑时，也总有同样的感觉。

相对于这两位伟大的同行，富特文格勒天不假年，未能迎来他的立体声时代，也使我们失去了欣赏“八十多岁的富特文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