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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为好呢这样一位大师写在切利比达克百年前篇（第5页）

奏鸣曲》的柔板乐章，或者巴赫《赋格的艺术》这样极艰深的创作。

然而对切利比达克来说，超验是音乐演奏中的常态，因为音乐诞生与存在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

但与此同时，指挥家又不想借助语言进行解释，正相反，他劝人们不要相信任何有关超验的解释，因为那本身就超出人们所能了解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切利比达克钻研禅宗思想，甚至有人将他称为“禅意”

指挥，对此我实在不能同意。

在我看来，指挥家虽然很早就开始建立一套特别的音乐哲学，以探求音乐及乐队演奏音乐之本质，但并不会将思想置于音乐之前。

禅宗，或其他什么思想都仅用来帮助他认识音乐，以及考虑如何将其贯彻于演奏当中。

而且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切利比达克是将禅宗思想引入古典音乐演奏的唯一一人，其实东方的思想很早就在欧洲产生了影响。

阿劳就表示他从禅宗思想有关射箭之道的解释中获益良多，一位著名指挥家也引用了同一个例子：卡拉扬平时似乎同禅宗无甚关联，但他谈论卡尔·伯姆指挥艺术时的一席话证明，对于“射箭中的禅”

，卡老亦有其心得所在。

当然了，他们未必像切利比达克那样，将禅宗作为自己音乐哲学的重要部分。

现在问题已经浮现出来了：切利比达克认识音乐的方法是如此独特，他认识到音乐中有那么多通常是未被认识的东西，而它们其实是音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如果排练得不够充分，指挥家的理解就不能完整地呈现；而被录进唱片之后，音乐中的某些东西必然会丧失，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容忍的。

所以，指挥家那种做法也只能说是“知行合一”

了。

专制？No妥协？Never

郑延益先生很早就为香港的乐迷介绍了切利比达克（香港人也真有福气，居然能在1992年连听大师三场音乐会），当时他先看过指挥家的影像资料，将切利比达克称为：“民主”

的独裁者。

什么叫“民主的独裁”

？指挥家自己说：“我从来不主张要乐队队员这样或那样，一切都必须出自他的内心。”

如此看来，大师应该是比布鲁诺·瓦尔特还要温和的指挥家了。

问题是他还有一句，那就是演奏者所呈现的东西必须符合“作曲家的要求”

。

当然这是切利比达克所理解的作曲家的要求。

当他发现演奏家出自内心的东西不符合这样的要求，他就会反复解释，却不硬性要求对方一定要怎样演奏，一直排练到符合作曲家要求的效果出现为止。

就这样，时间几乎被无限制地拉长了。

斯特恩将布鲁诺·瓦尔特称为“温和的暴君”

，意思大概是他在排练时显得那么温柔，但本质上不达到自己的目的誓不罢休。

与之相比，切利比达克“民主的独裁”

可能不会那么温柔的，但他实在有无限的耐心。

在排练的时候，瓦尔特有种好心叔叔般的形象，克伦佩勒则会从他巨大的身躯中迸发出怒火，托斯卡尼尼的吼声据说是如同火山爆发，另一个极端如克纳佩兹布什则是以极少排练著称。

切利既不是好心叔叔，也不是维苏威火山，指挥家还是有点狮身人面的味道，但此时他说的未必是谜语，而是诸多细微的技术性的洞察，以及许多个“不”

。

切利比达克虽有一套高深的音乐哲学，但若是以为他会在排练时向乐队大谈玄理，然后让他们自己“顿悟”

，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