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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化之切利比达克的前半生写在切利比达克百年中篇（第8页）

如此境界，能有几人？所以指挥家才能在漫长的蛰伏中不仅不消沉，反而完成“化”

的功课——将先前所学的东西完全化为己用。

切利比达克漂泊时期的录音我收藏得不多。

因为我自己是从指挥家后期的演出听起，后来又欣赏了柏林时期的唱片，感觉他所要求的东西，要么是一流团体，要么是底子不错的乐队（斯图加特）经过指挥家的长期训练，否则是不可能得到完美呈现的。

而且，指挥家虽然厌恶录音，但听他的演出恰恰对录音效果要求很高。

因为切利比达克对于细节太用心了，如果音效跟不上，许多东西就只能听个大概。

DG整理的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收藏了一些，因为是DG的正规制作，效果当非海盗版可比。

听下来，感到有那么个意思在，却终究比不上后期录音那样完整地呈现出“切利神韵”

。

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听他的录音“顺序颠倒”

的缘故。

如果按着录音时间的先后来听，就很容易会明白，正是先有了“那个意思”

，后来方有“切利神韵”

的出现。

漂泊时期的切利比达克，其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我手头的资料虽然不多，但就数款录音来观察，也能看个大概。

1957年，切利重返柏林，在庆祝替森教授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出教授本人所作的《哈姆雷特组曲》，留下现场录音。

这正是替森教授指出他的风格有所改观的时候。

此时切利比达克离开柏林仅有数年，风格并无焕然一新之感，但处理这套冷门作品时，演出的艺术魅力能够紧紧抓住听者。

这套组曲包括，《前奏曲》、《奥菲丽亚之死》与《死亡进行曲》三首。

替森的作曲风格比较传统，基本是晚期浪漫派的路子，也不求管弦乐法的宏大，而是追求音乐戏剧的效果（并非剧情，而是刻画人物、氛围）。

切利不再指挥柏林爱乐，但演奏中的音乐表现力同柏林时代的顶峰水平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指挥家使乐队不同部分的音响呈现一种高度的集中，弦乐带着磁性的声音能把人吸住，许多心理描绘的效果好像通了电一般；色彩依旧丰富，又完全是依照作品的情感来布置音色，刻画甚妙。

切利比达克反感歌剧，处理“音乐戏剧”

的内容却那么得心应手。

这份录音不是柏林时代的结束，而是漂泊时期的开始，演出本身则成为指挥家与柏林的告别。

切利比达克指挥意大利一众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皆未收藏，对于这段时期只好暂时从缺了。

但1957年这份录音亦可揭开一个时代，因为在此之前，指挥家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彻底改变他的转机。

切利比达克曾在意大利举行一场音乐会，原本无论排练，还是他自己的状态都很糟糕，曲目可能也不太喜欢，音乐会现场却出现了奇迹。

“奇迹”

是切利自己的说法，因为本身无从解释，但他表示自己通过那晚的演出初次领悟了指挥交响乐队的要旨。

我很早就知道此事，原以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后来读到指挥家的访谈，说是42岁时的事情。

如此反推，正是1954年，人们惯于谈论旧日光辉的结束，其实这一年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之后，切利一度移居意大利，同时在北欧开展自己的事业，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等。

至60年代中后期，指挥家的风格已经完全改变。

柏林时代的“外在风貌”

基本无存，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

这种变化为他迈向后期的高峰铺平道路，可说是攀登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不能被视为一段过渡。

在我听来，指挥家此时的演绎是自然与“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