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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宗教改革的发展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扑（第5页）

1581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利马窦先后到澳门，并在广东肇庆建堂传教。

1603年，利马窦在北京建堂传教（宣武门内之南堂），这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

他还结识进士徐光启、李之藻等，向神宗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介绍西方天文、历法、教学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

三、特兰托会议

自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日起，召开宗教会议以改革教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1544年1月，查理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签订《克雷皮和约》，意大利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战争中获胜的查理五世与教皇商量召开一次新宗教会议，以扑灭新教与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在一个以意大利人为主的帝国城市特兰托召开。

1545年12月13日，特兰托会议正式开幕。

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断断续续开了18年之久。

第一阶段从1545年12月13日到1547年6月2日，先在特兰托开会，后改到博洛尼亚，主要讨论《圣经》、原罪和称义问题。

会议进行期间，查理五世伙同莫里斯在米尔堡全歼新教徒军队（1547年4月），教皇便以特兰托有瘟疫为理由，要求会议南迁博洛尼亚。

查理五世十分恼火，命令西班牙主教不得离开特兰托。

帝国议会拒绝承认南迁的代表资格，会议陷于分裂。

新教皇朱利叶斯三世登台后，与查理五世商妥再开特兰托会议，是为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551年5月1日到1552年4月28日，主要讨论圣礼问题。

1559年，教皇庇护四世即位，妄图把仍然忠于罗马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抵挡蓬勃发展的宗教改革洪流。

他与费迪南德、弗朗西斯二世等德国、法国头头商定重开特兰托会议。

这是会议的第三阶段，从1562年1月18日到1563年12月3日。

天主教会称特兰托会议为“第19次公会议”

，并认为它在教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之为“代表罗马天主教的中兴”

。

1564年11月，庇护四世根据特兰托会议的决定发布《特兰托会议信纲》。

天主教会说：信纲是继《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大纳西信经》[63]之后的最重要的文献，一切信徒必须服从。

特兰托会议针对新教提出的唯信称义和《圣经》是信仰的根据，做出决议：包括新旧约和外典（即《圣经》外传，指《圣经》未收入的公元前后的历史、传奇和启示著作）在内的《圣经》以及不成文的口传教义，都是权威性的，应当受到同等尊重。

一些代表反对将口传教义置于同《圣经》同等的地位，质问口传教义包括哪些内容和哪些人的口传。

尽管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大会决议仍然重申天主教的传统观点。

关于七礼，决议认为都是耶稣创立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谴责不经圣礼只凭信仰就能称义和基督教徒皆教士的说法。

决议坚持弥撒、变体论、炼狱，甚至坚持赎罪券是正确的，丝毫不让步。

特兰托会议的决议，连在天主教会内部也不能被无条件接受。

威尼斯、西西里、那不勒斯、佛兰德尔、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德国的天主教诸侯，都有所保留。

法国不满决议中不利于王权和民族教会的内容，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公布。

波兰国王愿意接受决议，但议会以特兰托会议没有波兰代表为理由加以拒绝。

完全接受决议的只有瑞士的几个天主教州。

可见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威信扫地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