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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宗亮的歌剧灵感2003（第5页）

我很幸运：第二年就得到美国文学院的艾夫斯（CharlesIves）奖金。

到了第三年，遇上伯恩斯坦，也去了阿斯本（Aspen）。

因此，改行的计划就被搁置了。

司马：与你同辈的中国作曲家来到美国时的音乐界十分动**。

作曲家选择离开学院，不再写音乐给同行和或观众席里面5个明白复杂音乐的人。

新音乐开始与广大听众有联系。

你的音乐教育中，有多少是从学院学来的，又有多少是因为你参与实践性音乐活动而得来的？

盛：在哥大之前，我在皇后学院念书，那是我学习生涯中一段很重要的日子。

我在那里开始明白整个古典音乐传统。

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需要深入了解他的传统。

你不可以把一切传统都卸下，像布列兹30年前提倡的那样。

我猜，现在连布列兹都已改变了立场。

你试看看历史，被规范在史书的人物、有作品进入常规曲目的作曲家，他们对前人的认识比对同辈的认识更深。

生命是进化的，不是一项革命。

我们应该设想革命，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只可能是进化过程的一小部分。

司马：可以谈谈你与伯恩斯坦关系的重要性吗？

盛：伯恩斯坦先生教导我，如何重估我对古典音乐的全部知识。

他带领我，找到自己第一次创作的突破，使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音乐表达自己。

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真正了解古典音乐。

司马：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盛：在坦格尔伍德（Tanglewood）。

那年夏天，我刚成为坦格尔伍德学院的学生，正碰上伯恩斯坦几年来第一次重返学院。

所以，大家见了面都很兴奋，他听了我的音乐，然后邀请我看他的排练，更把我的名字放入他的“私人名单”

。

从此以后，每一次伯恩斯坦在纽约排练，我就像上教堂一般虔诚地守在观众席上，我往往是那里唯一的作曲家。

司马：你从他身上学到的，是理论，还是实践？

盛：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出众的老师。

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分析很复杂的东西，但又不会因此失去了对事物的深度的把握。

与他在一起，就是不停地学习：学音乐、学教育、学西方人餐桌上的礼仪。

无论他到哪儿去，我都跟着他。

在音乐上的交流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在一起，他会说：“你练琴吧，我到隔壁打个电话。”

当他回来时，如果我刚才弹巴赫，他就会给我上巴赫课。

这段时光对我来讲，实在太好了。

我当时很渴望可以学到知识——纯正的知识——有了伯恩斯坦在身边，使我倍受鼓舞。

可以用更具体的方法来描述这个机遇吗？我从来都爱挑剔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