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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都有借古讽今的文学手法。
因此,观众在聆听谭盾的歌剧时,或许会寻找到一些暗喻:中国出生的、现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创作了一部描写作曲家被迫为新兴国家谱写音乐的歌剧。
谭盾却坚持,吸引他的,是故事中的人性因素,而不是政治观点。
“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奇异传说”
,他解释道,“音乐可以成为故事的中心,实在太有意思了。
矛盾产生在艺术家与政治家之间:他们俩都在寻找代表新建立国家的音乐;可是音乐家冀盼人民的心声,皇帝则期待上天的恩赐。
歌剧的结局,找来了奴隶之歌,正好是两人年轻时在狱中听过的旋律。
音乐家的心灵因找到共鸣而感到安慰,可是皇帝却非常羞愧,因为一直以来,他坚持要抹杀从前的一切。
当今的总统和首相们也应该铭记,他们是子民的仆人;如果他们不是仆人的话,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
这个故事的底蕴与音乐的强烈说服力,让谭盾跳出国家的疆界。
“我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有美国思想”
,谭盾说道。
他在美国生活已经有20多年了。
“但是,我现在的创作,也跟今天的中国没有直接关系。
我写作的灵感,来自我自己的生活。
它们包括中国传统戏曲、我受训的几个学府,还有我认识的西方歌剧——从蒙特威尔第至瓦格纳和普契尼。
我希望这部作品能挑战观众:一方面吸引喜爱传统的歌剧观众,也可以引入年轻的、不同背景的观众。”
他想了一想,然后说:“你知道吗,当我写作《马可·波罗》时,我真的很想彻底打破传统。
我故意谱写一些传统演出机构无法接受的东西。
我当时认为,我跟他们的距离,越远越好。
我还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打破交响乐团的传统。
年轻艺术家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有这种倾向。
你想要交响乐队做出一些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效果?可是他们对20世纪的任何东西,都十分抗拒。
你还是要踏入他们的世界。
我现在的‘乐器’正好就是交响乐团。”
他继续说:“这一切都不代表我返回传统。
我还是有一点‘野性’。
但是,我对前卫的看法却有了一些改变。
艺术是一种循环不断的东西,就像日常生活一样。
我过去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惊讶的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得去思考:冲动与实践的来龙去脉、它们与自己的经历有何关系、自己在整个系统里担任什么角色。
所以,前卫只不过是传统的延展。
假如你想要改变很多人,而不是小众,你必须与传统演出机构和社会各阶层合作。
要是自己都不可以面对传统的话,又怎可以谈及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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