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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第3页）

。

他倡言“实学”

，与福泽谕吉并无二致[9]。

他们与一般欧化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他们强调“欧化”

不应当是生硬的全盘照搬，应是基于“民族和国家的特色为媒介”

而产生的“日本的开化”

。

志贺把国粹比作人体的胃脏，认为“欧化”

必须通过日本文化自身的机制来实现，从而明确地把自己的主张与守旧派区分开来：“我辈决非死守日本传统的守旧分子，而只是想把西方的开化输进来，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其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罢了”

[10]。

在东西文化观上，政教社诸人反对一味贬斥东洋文化的偏见，相信各民族互有优劣。

三宅写了《真善美日本人》一书，肯定日本国民的长处；但同时又写了《伪恶丑日本人》一书，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代日本人的缺点。

他们相信，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各国文化应当是异彩纷呈的“浑一”

，而不应是僵死单调的彼此同化。

三宅在《真善美日本人》一书封面上的题词是：“发扬民族特色，裨补人类的发展。”

他说：“为自己国家尽力，就是为世界尽力，发扬民族的特色是裨补人类的发展，护国和博爱为什么要对立起来呢？”

[11]

许多日本学者对明治中期的国粹思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它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双峰并秀，同为当时思想界带来了“新风”

。

例如，鹿野正直说，国粹主义是一种具有独到见解的“近代化的构想”

。

在欧化风潮滔滔之际，三宅等人提出东西洋“浑一”

的哲学观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2]。

1981年出版的《明治精神的构造》一书的作者松本三之介也指出，政教社同人强调“发扬民族个性”

，绝非是“狭隘的排外主义”

；相反，它反映了明治以来在“文化开化和欧美的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

，对日本“民族性的自觉”

。

国粹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富国强兵论者，是民族主义者”

，同时他们反对明治政府日趋增强的专制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化，这与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又是相通的。

因此国粹思潮具有广泛的社会性[13]。

不过，日本的国粹主义在明治后期便逐渐走向反面。

“大日本国粹会”

于1919年成立时，已经是一个与军国主义结伴而行极端狭隘的排外主义的团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