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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国粹派的崛起（第4页）

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当始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留学生竞相东渡之时。

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清议报》，曾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14]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

这里的“亚粹”

，显然是脱胎于“国粹”

一词。

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

[15]据著者所知，这是梁本人也是国人第一次在报章上使用“国粹”

一词。

而正式讨论国粹问题，更要晚到1902年。

是年4月，梁致书康有为，其中说：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

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

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

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16]。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他猛烈抨击清廷腐朽和封建文化对国民的禁锢，一时思想日趋激进。

其时他正撰述《新民说》，热衷于思想“破坏”

；不过，他绝非“醉心欧化”

论者。

他肯定日本的“国粹说”

为矫正之道，是“大善”

；只是认为在中国倡此说，尚非其时罢了。

然而，梁启超毕竟是多变的，是年秋天，他即转而拟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似乎又成了急切的国粹论者了[17]。

但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仅见于私人信件。

报刊上最早介绍日本国粹主义的文章，当是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五期上刊登的佚名者著《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

是文甚短，却相当清晰地勾画了日本两种思潮对垒的一般态势：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

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

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

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作者显然是“欧化”

论者。

他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即保守之别名”

；进化无穷，“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