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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保存会的成立（第3页）

这个国粹学社与国学保存会的关系是什么呢？弄清这一点，对于进一步理解国粹派是有益的。

黄节在谈到国粹学社缘起时说，学社成立是因“海上学社林立，顾未有言国粹者”

[16]。

由此可见，国粹学社与其时上海林立的报学社相类，它拟编辑《国学报》，如同后来的《国粹学报》社编辑《国粹学报》。

但国粹学社与其后以学会形式出现实为革命机关的国学保存会，应是两回事。

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其“1904年秋”

条记：“加入邓秋枚（实）、黄晦闻（节）在上海组织之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社。”

[17]作者为柳亚子之子，他将《国粹学报》社径称为国粹学社，以与国学保存会相区别，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那种认为国学保存会就是原有国粹学社复活的见解，是不恰当的[18]。

国粹学社夭折的具体原因，固然不便揣测；但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国粹派还需要有一个理论构建的过程。

黄节的《国粹保存主义》和《国粹学社发起辞》，是迄1904年初仅有的两篇论说国粹观的文章，自然也反映了国粹学社诸人的见解。

但是，黄节强调“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

[19]，即强调从单纯文化保存的意义上讲国粹，而不屑于政治。

这显然不能适应“阴谋借此以激动排满革命之思潮”

的需要。

它反映了国粹学社同人理论脱离现实。

这不能不引起行动上的困惑和滞迟，其难得作为是必然的。

因此，重新架构足以容纳排除革命思想在内的国粹理论，便成了当务之急。

直到邓实在本报1904年第3期上发表长文《国学保存论》，进一步提出“国学”

说，他们才得以将“国粹”

说与“国学”

说相联系，从而完成了自己适应排满革命需要的理论建构（这一问题拟在第四章第一节详论）。

有自觉的革命理论，才会有自觉的革命行动。

国学保存会在“国学保存论”

提出之后才告成立，且其名称径直脱胎于后者，这绝非偶然。

总之，从国粹学社到国学保存会，不是表现为某种计划的简单“中辍”

和复活，而是表现为国粹派理论见解的成熟。

要言之，国学保存会的成立，是国粹派“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的一种崛起。

其后新的局面迅速展开，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国学保存会是一个拥有包括报社、图书馆、印刷所在内具有相当实力的文化实体。

它同时发行两种刊物，即《国粹学报》与《政艺通报》。

二者皆由邓实主编。

前者为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同样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

为宗旨。

撰述分七门：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和撰录。

是当时革命派创办的唯一的学术性刊物，至1911年9月停刊，未曾中断，历时7年之久，共出版82期[20]，撰稿者达百余人之多，亦为革命刊物所仅见。

《政艺通报》直到1908年始停刊[21]。

它仍然保持原有的体例，突出介绍西学新知。

同时，邓实、黄节等人的许多重要的政论文章，也主要刊登在它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