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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化论的宇宙观的确立（第5页）

[23]，正反映了“天演自然的秩序”

。

与此相应，地质学发现地层分有七层：水草层、介层、鳞层、苔层、柔软动物层、鸟禽层、人层，同样反映了生物进化的阶段性[24]。

刘师培的想象力可谓丰富，他从先有动物后有人类的前提出发，联想到生物进化在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有某种介乎人兽之间的过渡性生物；而在他看来，中国《山海经》中有关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等怪物的记载，不应当再视为荒唐无稽之说，从生物进化的原理上看，它们正是“由动物衍为人类之证”

。

同样，书中所列许多不知名的鸟兽草木，也一定是现已绝迹的原古低级的生物了[25]。

这些当然是牵强附会，但刘师培刻意凸现生物进化的观念，却是显而易见的。

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具体说，猿是人类的祖先。

“人猿同祖论”

，是赫胥黎在1863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中译本书名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首先提出的。

这是近代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得出的重要的科学论断。

它的提出，在西方当时曾招致多少绅士愤怒的咒骂和反对，以及赫胥黎本人为此所作的著名辩护，已是尽人皆知。

但是，国粹派对此却是深信不疑。

章太炎在《原人》中说：“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

[26]明确肯定了猿为人类的祖先。

林獬更进而以通俗的白话文，向人们讲解由猿变人的道理：“几万年前的世界，找不着一个人影，遍地都是畜生。

后来畜生之中，有一种猴类的，知识倒还灵活，渐渐地会立起来行走，又渐渐地会说话，因此就变做人了。

所以这般会说话的，就称他做‘人’”

[27]。

这样解说由猿变人，当然过于简略，也欠精当；但林獬毕竟正确地指明了人不过是“会说话的”

动物，是由一种学会了直立行走的“猴类”

渐渐进化来的这一科学的结论。

当年西方的某些绅士激烈攻击人猿同祖说，其理由之一，便是认为这有辱祖先。

但是，高天梅却将之引入了高雅的诗篇：

百年瞬息水如流，天最多情演不休；

物类变迁急如许，原人初祖是猿猴[28]。

应当看到，人猿同祖说传入中国，固然不曾引起如同当年西方那样的轩然大波；但守旧者同样斥之为荒诞不经之论，其深闭固拒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鲁迅当时就指出：“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旧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

[29]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否接受人猿同祖说，实际上成了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确立生物进化观念的试金石。

国粹派对这一科学论断的明确接受、着意宣传，也正有力说明他们业已形成了生物进化的观念。

毫无疑问，《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对于包括国粹派在内其时许多中国人思想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30]国粹派和许多人一样，很快都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热烈拥护者。

他们对由《天演论》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汲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

1.“物竞天择”

说。

《天演论》说：“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

……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