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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粹 国学 国魂（第3页）

其三，指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

邓实说：“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

[11]许守微也说：“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

[12]这大致与日文原义相仿佛，即是指缘历史、人种、地理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独特的民族性，或称之为“民族精髓”

、“民族精神”

。

不过，如果国粹派的见解仅仅停留于此，那么他们的国粹理论就谈不上独具特色。

因为，如前所述，“国有与立”

的观点是20世纪初年包括康有为、张之洞在内，立宪派与清政府都能接受的。

作为革命派，国粹派的国粹论所以具有令清廷惶恐不安的尖锐性和战斗性，就在于他们的国粹论是与“国学”

论相联系的，并经由后者，国粹派完成了自己适应排满革命需要的文化理论架构，从而与立宪派的见解，划出了鲜明的界限。

黄节的《国粹保存主义》及《国粹学社发起辞》，是迄1904年初国粹派论述“国粹”

仅有的两篇文章。

它们对国粹内涵的精彩阐发，已如上述。

这代表了其时刚刚成立的国粹学社同人的见解。

但是，黄节强调，“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

[13]，即强调从单纯文化的意义上讲国粹，而不屑于政治。

这显然不能适应“阴谋借此以激动排满革命之思潮”

的需要。

它反映了其转向革命的国粹学社同人的理论滞后于现实。

这不能不引起行动上的困惑和滞迟。

国粹学社因此难得作为而陷于中辍，是必然的。

为此，如何使自己的“国粹”

说能与排满革命的宣传相协调，便成了国粹派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是由邓实解决的。

《政艺通报》1904年第3期发表了邓实的《国学保存论》一文，在“国粹”

之外，更提出了“国学”

的新概念，从而使“国粹”

说别开生面。

“国学”

一词，见于中国古籍，《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那是指国家办的学校，与近代指“一国特有的学术”

不同。

近代意义的“国学”

一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自日本[14]。

不过，邓实所谓的“国学”

，不仅含近代的通义，同时更强调这是指先秦，即君主专制建立及“异族”

入主之前，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的国家”

之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