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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3页）

[11]。

邓实也指出，中西民族“同为地球之智种”

，没有理由因中国文化一时衰堕，便将问题归结为“其脑角之高低、心包络之通塞有以致之”

，即判定中国人种不如人，泰西之民“生而能智”

，泰东之民“生而遂愚”

，“此岂天之特福泰西之民，而不一念泰东之民哉”

[12]！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其原因即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之中，因而无须怨天尤人，当对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与文化自行反省。

缘此，他们将中国文化衰微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君主专制制度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国粹派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以民主为政体，故利民之智”

，而中国“以专制为政体，故利民之愚”

。

历代君主既以阴谋取天下，也不能不以阴谋守天下。

为保子孙帝业万世一系，历朝开国第一件事，便是以诛锄民气、闭塞民智为要务。

所以“其愚民之术，代工一代”

，总要使通国之民以不读书、不识字、不知国事为“本分”

，蠢蠢然以佣耕供役为“义务”

。

邓实说，中国数千年来，只是君有学，而民无学，所谓“风俗政教”

、“制度文物”

、“人材学术”

，无一不是“君主制的”

；历代相传之所谓“学说”

、“大抵教人君者十之六，教人臣者十之四，而民则无有焉”

。

以《六经》为例，所记无非“人主之事”

，“以君为纲，以臣为目，而于民十不及一二焉”

。

除《乐》不可考外，《易》记三皇五帝、夏殷周之事；《诗》为太史所采以献王者；《礼》不下庶人；《春秋》更“纯乎帝王之书”

[13]。

刘师培也认为，中国自周代起，学术即为少数贵族、卿大夫所垄断，如同在印度只归婆罗门所有一样。

民字训为“冥”

、“盲”

，则民为愚昧无知之称，即周代“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

的明证[14]。

国人在专制政体之下，既被剥夺了向学求智的权利，“种智极下”

乃为不可免之事。

然而，数千年来，所谓名臣学士，“从无为吾民建一谋画一筹，以智吾民，强吾民，进吾民于文明治化无疆之休者，岂不悲哉”

[15]！